第六章16.革命文学家的围攻（1）

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 从段祺瑞到冯玉祥，北京一直为军阀所盘据，对鲁迅来说于是成了危地，还有一个不再同返北京的原因是许广平的身份问题。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为妻室的名份的情况下，她将无法安顿。至于上海，也未必就是适宜久居的所在。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里，不但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势焰熏天，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之类亦随之蜂起，人数日夥，互相勾结。然而别无选择，何况现代派人物早已南下，文化界的空气到处是一般恶浊了。 鲁迅让三弟周建人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租了一间三层的房子，两个很快居住下来。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一些熟人和朋友，如孙伏园兄弟，李小峰，林语堂；还有到访的郁达夫夫妇；结识了著名的内山书店的老板，这个日本人后来成了他的至交。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在许广平一面，本来她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又回复到从前孤独的境地中去了。他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许广平服从了。当她没有深刻意识到翻译工作的意义，并且全力以赴时，内心是委屈的。她在工作问题上放弃了选择的权利。

她成了子君。然而，这又不是她所愿意的。几十年过后，虽然她也曾公开著文，以未谙习日文而抱愧于鲁迅的好意，但也分明表示了深埋已久的不满和反抗。 在鲁迅一面，由于在北京时代为经济所累，所以特别看重饭碗问题。但是在他这里，有一个长期缠扰的矛盾，就是：教书呢，还是写作?结果他决然辞掉了劳动大学的教职，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的聘书，领取300元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允了领薪之后仍可自由著作，这样，他觉得也不妨一试。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无论如何是占便宜的事，何况这钱说到底也算不得是政府的钱。 鲁迅写信给江绍原说：“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现在，吃饭问题总算有了一点保证，可以喘口气了。 初来上海，其实也同初到广州一样，人忙得很。除了应酬陪客，就是讲演。但是，对于教师出身的鲁迅来说，讲演是他所愿意的；他可以藉此直接表述个人的思想，特别是面对青年大学生，那是引火的好材料。因此，讲演的场次也安排得很紧凑，平均每周一次，火力相当集中而猛烈。 讲演的中心，仍旧是：社会现实，政治，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

鲁迅对目前的语境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讲述是非常的自由畅快，既有矩度又不断突破，命意在改造这境遇，这样，落脚点也就不能不是每个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厄运的担当。 在劳动大学，他的讲题是《关于知识阶级》，所论有：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出路何在?他强调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对立的，因为权力者要统一思想，而知识者恰恰相反，不但有知识，尤其突出的是有“自由思想”，于是势不可免的是同生存空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他创造了两个相关的概念，叫“真知识阶级”和“假知识阶级”。“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这是一个分水岭。他指出，真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而且不顾利害地发表出来，随时准备着为社会而牺牲；相反，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但是，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必须记住的，就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比较长。也就是说，假知识阶级总是占多数。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危险和孤立，勇于与“老社会” 奋斗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话题，不能不引起他对政府的智囊人物，即旧称的御用文人，如现代派一流的憎恶。

讲演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都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