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4.被梦境放逐的人（2）

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

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个未经理性启蒙的社会里,群众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独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谓的“群众”，建立和维持其极权的统治。 文章是明白的，体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气；但是又是曲折的，隐晦的，因为写作者已然失去自由言议的环境。鲁迅特意指出，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这是深具讽刺意味的事。此外，他还变了手法，在翻译日人《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文的附记里写道：“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谓：中国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呢?在编1927年的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篇》末尾的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 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

而已! 文辞的重复使用标志着世事的螺旋变化,流血的历史在短时间内重现，延续，正好说明了新军阀也是旧军阀，他们是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