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3）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的力量以及技术官僚的影响已经变得无孔不入。那么，谁来限制技术官僚？ 首先是重申自由民主的原则，科技专家和政治权力集团的勾结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弊端。许多决策是他们作出的，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不乏这两个强势集团成为相互利用的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个半计划社会，其民主化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艰巨，尤其是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极不协调的时期，就应当越发强调民主化进程的优先性与迫切性。应当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尚不健全，而科技力量又势头日增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中，很可能出现技术专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局面，其后果恐怕比传统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的结合好不了多少。 其次，科技在价值上是中性的。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谴责科学本身，也不应该抽象地谴责人性的恶的一面，重要的是分析科学技术是如何被使用的，是被谁所控制的。一个国家内部贫富不均也好，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也好，都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 第三，应当认识到科学技术和技术专家的局限性，以及批判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价值与意义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是科技知识与技术专家所能单独解决的。这在科技发展引发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西方已经引起极大重视。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萨托利认为：“只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民主新论》，第445页）这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的有效性以及应用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新的霸权主义，导致“侵略性”的科学，而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所在。因为“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地超越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的，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则变成了惟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民主新论》，450页）我想补充的是，限制了技术专家在生活目的方面的垄断性发言权以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幸福等人文问题就悬而不论，或者完全听任大众自己解决，虽然生活目标的选择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由大众自己做出，但是，集中探索这些问题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专长所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重新做以前意义上的“导师”）。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注。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与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聘请、雇佣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参见奈斯比特：《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对于科技偏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认识与纠正。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人文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并不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借助政治的或其他外在的力量再次登上中心的宝座。我们只是要让人文知识赢得自己独立的和应有的地位，并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立作用。历史已经表明，人文知识昨日的意识形态化、人文知识分子昨日的政治化，使之在获得中心地位的同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与意识形态依附性，难以在独立而超越的立场上阐释自己领域的问题。这样，实际上它本应获得的地盘与本应建立的话语都没有能够坚守。

正因如此，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冷寂与昨日的显赫都是不正常的。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科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规则与精神品格也是如此。这样，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我们看到，真正的人文价值的贫乏，已经造成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这表明一个令人吃惊的悖论：在道德伦理讲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党纪国法强调了半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实际上十分缺乏真正有制约力量与震慑力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深切而执著的精神追求。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独霸知识界几千年的国度，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文传统。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更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告别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昔日“辉煌”，告别以依附为代价的中心梦；而另一方面，也要让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获得自己独立而有限度的一席之地，以便与其他知识类型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将对新的霸权主义——以某种单一知识为基础的霸权主义——产生积极的防范作用。 一个只重视科技理性或只重视人文精神的社会均不是理想的社会，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两者应该达成两性的互补与对话。 1959年生于浙江省温岭县。

1982年大学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童庆炳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文化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文学史哲学》、《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后殖民主义》、《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破镜与碎影》、《从美学到文化——陶东风学术自选集》、《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陶东风自选集》、《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等，主编文集《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发表论文约100余篇,学术随笔及时评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