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2）

四、从对立到互补 1.文学家的边缘立场的意义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审视角度和评价尺度本来就不应当与科学家相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又必然造成这样的局面：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结果(包括正、负面)。这就决定了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成为社会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文学家的价值立场应该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趋势保持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心，是有距离的关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相对微弱的、边缘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是科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

现在的老百姓和政府都更加重视科学家的建议和意见（精英结构的变化）。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化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和人文思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完全依照文学家的小说来施政。 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不停地提醒人们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科学家看不到或看到了而不重视的那些消极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是被科学家忽视的，它不能用仪器测量，不能用公式或图表计算，也不能用金钱衡量，只能用心去体验、去感受。但是它是重要的。三峡的移民对于故土的眷恋不是新房可以弥补的。 2.注意克服两个偏向 我以为当今中国转型时代，学术文化界存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偏向。 一是文学家的那种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重要问题是：缺乏应有的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他们对于现代化有一种整体拒绝的倾向，以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认为，文学家固然可以对于社会转型持不同于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切不可丧失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我所谓“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

，是指文学家不应当幼稚地认为社会应当按照自己的人性理想与高调乌托邦来建构，更要警惕自己的乌托邦被政治家别有用心地利用。用来在现实社会中建立所谓“道德理想国”或“人间天堂”。我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喜欢桃花源中“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但是桃花源的美就在于它是幻象，如果桃花源不再是幻象而是现实，或者有人为了建立桃花源而把人类的文明成果统统毁灭(为了人性的“纯洁”)，结果恐怕并不美妙。这是一种走火入魔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但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害的，而且从审美上看也是不美的。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性乌托邦如果想要获得美感，就不应当成为声嘶力竭的道德控诉。即使他留恋过去，对于即将消逝的美好(至少在他心目中是美好的)事物、美好人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也不应当失态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让自己的声音失去应有的从容与委婉。因为暴跳如雷的道德控诉或许表明了一个人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但是我相信它必然是缺乏美感的。

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所有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即贵族)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并不用自己的道德态度取代社会历史理性，所以他写出了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虽然他同情贵族；同时，他的同情是有距离的，因此也是美的，他没有把同情化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对资产阶级破口大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千古名句，但是它的美恰好来自一种挽歌式的情调：美的夕阳的消逝引发的是李商隐无可奈何的喟叹与惋惜，深情而不狂躁，从容而不冷漠，狂躁的激情因为失去了距离因而也将失去美感，冷漠的从容是一种“没良心”的历史理性，它从来与文学无缘。 另外一种偏向是科技中心主义、科技万能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类型的知识与知识分子都不应当成为霸权，不应当再制造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就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关系而言，这两种知识类型各自都有自己的功能，也都有自己的局限。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的是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精神价值问题。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不但活着，而且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

这样的学科定位、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作用与存在价值。这就是说，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说，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的霸权与中心地位、其对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的“压抑”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今天已经出现的对于人文知识的轻视，对于文化价值、生命意义等问题的冷漠，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赞成用拒绝世俗的方式来建立生活的意义）。如果今后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乃至让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支配生活领域的一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导致浅薄的技术万能主义，那就更不合理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只有精神的维度或只有物质的维度，只高谈心性或只关注消费，只读经典名著或只唱卡拉OK，只关注政治或根本不问政治，都是极其片面的、极为畸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等都应当成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价值轴心与自身游戏规则的互补结构，相互之间的僭越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

如果说，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解放后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都不恰当地压制了科技知识的生长发展，那么今天的社会转型就起到了消解这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精英结构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同样不合理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关系就一定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