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超越民族（2）

由此看来，“民族”只是历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政治构造；换句话说，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各种交叠的共同体形式中被特别强化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理论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和歧义迭出的，是一种临时的政治识别标尺。尤其在当今，部族也被视同为“民族”，如卢旺达的胡图族；教族也被视同“民族”，如波黑的穆斯林族；国族同样被视同“民族”，如多民族混成的所谓“美国人”、“新加坡人”、“阿尔及利亚人”等等。甚至某些特殊的地缘群体，如中国台湾某些居民，都可能披上“民族”的外衣，上演“民族主义”的运动。这就使民族问题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和敏感棘手。一方面，民族意识可以支撑和掩护某些弱势群体的合理反抗；另一方面，民族意识也常常把内部的政治怨恨和经济危机转嫁外移，把社会问题一律改装成族际问题，成为某些政客的障眼法——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三K党的白人种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恶质化的民族主义，给人类造成过重大伤害。 正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二战以后，列宁理论和威尔逊原则获得新的整理，“民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合理概念，“民族自决”权利在国际社会也不再无条件地自动生效。如果不说大部分地方，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

成了一个易燃易爆品，必须审慎以待。此“民族”已非彼“民族”也。最大的区别在于：当前的“民族主义”，很大一部分不再寻求群体的聚合，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几乎只有单一的分离主义色彩；不再注重对内关切，更倾心于对外争夺，无不充斥着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气味。特别是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大浪扑来，经济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关系剧变，正在深刻重组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失去了天主教体系这样的全球性宗教制约，也失去了冷战时两大阵营这样的全球性政治制约，于是利益纷争最可能一一披上“民族”的战袍。这时的“民族主义”，不仅仅经常是名实相离，而且往往是重利而轻义，隐伏着阴谋和贪欲的暗流。比如有些政客高扬“爱国”或“爱族”的旗帜，对同胞的贫困和灾难却视而不见，倒是把巨额私款偷偷存在国外，或是借战争以分军火商的红利；又比如某些群体在政客的蛊惑之下，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摆脱了异族的压迫之后，对内部更弱小的异族却又施霸道，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柏柏尔人，斯洛伐克内部的匈牙利人，就曾经有此悲剧。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根据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地缘一类根据，从而产生这种或那种共同体的认同感，不是一件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

我相信，安德森说民族有赖“想像”，大概也不能判定“想像”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虚构。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类对群体自身的认识，都不止“民族”这一个剖面。这种叙事在一时一地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更不意味着应该永远成为我们画地为牢的神咒，成为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囚笼。一个作恶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男人，一个高个子，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我们不会因此而牵怒和连坐所有的男人、高个子、B型血者，却独独要求所有的日本人为个别人的恶行承担罪责？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么？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DesmondMorris）就有过类似的疑问。 在每一条民族界线的那一边，其实都有我们熟悉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有普天下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众多同类。当代最精密的基因技术检测，也可证明他们与我们的差别，远远小于我们与动物的差别。为什么我们平时可以善待一条狗、一只鸟、一只熊猫，甚至一只老虎，可以为这种善待洋洋自得大吹大擂，有时却会对另一些同类的生命体怒目相视——乃至执刀相向？ 频遭外敌侵凌的时候，中国人无可选择，需要民族主义的精神盾牌，以推进救国和强国的事业。

那么，当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大国舞台的时候，即便还无法进入民族消亡的融融乐园，但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至少是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敬人者实为敬己，助人者实为助己，超越狭隘民族情绪和培养国际责任意识，实为当今日益重要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资源，中国前人那种淡化民族和融合民族的历史实践，也许应该重新进入当代知识视野。中国前人那种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大同”理想，也许有朝一日将重新复活，成为更多黑色头发之下的亲切面容，为这个民族主义喧嚣了数百年的世界，提供一种重新辨认和情意对接的明亮目光。 湖南长沙人，中国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寻根文学”的倡导者。曾任《海南纪实》、《天涯》杂志主编、社长。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韩少功文库》（十卷），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散文《心想》、《完美的假定》等，还有长篇小说《暗示》、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内地、台湾及法国的文学奖项，并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