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超越民族（1）

韩少功 洋奴主义和仇外主义都在拿民族说事，其实是幼稚病的一体两面。它们在英特网上常常发动的口水战，使人不由得想起安德森的（BenedictR.O.GormanAnderson）一句名言：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 在这位爱尔兰学者看来，民族差不多是历史误读的产物，其概念本身十分可疑。比如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只有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分，并不知“民族”为何物。“法兰西”、“英格兰”等等，都是很久以后才折腾出来的说法。至于“爱沙尼亚”这个词，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使用。作为民族立身之本的语种，其实也不一定与民族有什么对应关系。全世界最大犹太人群体，即德系犹太人，以前通用意第绪语，但这种语言后来恰恰被犹太复国运动大力排拒。而在意大利建国的1860年，国民中只有2.5%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意大利语。这一类事实，总是被后来的民族主义叙事刻意剪除了。 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是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据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观点，民族与民主颇有关联。

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90%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没有投票权。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像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以取代旧时的城邦国家。1789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入。从此，“民族”常常与“国家”同义。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的“联合国”，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UnitedNations）。 这种成功地组织方案原产于欧洲，但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特别是在遭遇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之后，欧洲以外的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行政沿革等方面或多或少的迹象，苏醒各自的民族意识，重绘现代的群体边界，借以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20世纪初期，列宁提出了民族解放理论，随后又有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

这些主张出自当时没有多少殖民利益的俄国与美国，对全世界新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使新兴民族得以雨后春笋般涌现。应该说，这时候的民族主义仍然较多正面功能。正如欧洲的民主曾得助于民族国家，亚非拉后起的民族国家则首先促进了国际民主，对老一代帝国列强形成了四面八方的遏制和打击，多少甘地式的民族英雄可歌可泣，一时间灿若繁星。 不过，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察觉，此时的民族，有些不再是欧洲那种严格意义下的民族了。“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等，只是诉诸文化或者地缘的根据，悄悄模糊了血缘种族的面目，给民族注入了新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泛民族或者类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他粗粗勾勒的汉藏满蒙回“五族共和”，同时夸张和忽略了辽阔国土上的一些群体差异，只是绘制了一张让后人争议不休的草图。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构成民族的要件到底有哪些？……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答。直至20世纪50年代，原来在“汉族”名下的很多群体，以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等名义再次得到区分，带来了民族目录又一次爆炸式的增扩，直到近乎失控时才紧急刹车。 这并不是一项中国人所熟悉的工作。

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划分民族是一次迟到的补课。更准确地说，如果说欧洲人是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古人的主导性意识充其量是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涵义并不一样。中国人以前只论“夏”与“夷”，是意义模糊和很有弹性的文化概念。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里说：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中国南方的吴、楚、闽、越、巴、蜀等等就是由夷而夏的实例；中国西北有些逐渐半蒙古化或半突厥化的群落，则是由夏而夷的佐证。由此不难理解，古代中国虽有文化上的对外歧视，也有国家利益上的对外设防，却不乏民族融合的柔性传统。汉代的外交主调是对北“和亲”与对南“怀远”；唐代长安则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化都市，各种胡音番调充盈朝野；明代的郑和率两万人的强大船队，直抵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东岸，不过是到处送礼品、拉关系，推广华夏文明，不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掠杀和敌意昭昭。

直到民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还没有护照和边防，朝鲜或越南的革命者，波斯或日本的商人，还有逃避迫害的欧洲犹太人，都可以在这里进出自由，基本上未受到民族身份限制的压力。这与同时代的欧洲大有区别。可以说，这样一个民族混杂和民族淡化的中国，显示了民族国家建制成熟之前的混沌和粗放，也残留着一道中国式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的文化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