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39节 “维持难以维持的张力”(1)

前文提到，中国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妥善协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革新。笔者以为，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涵养一种在新/旧、中/西、科学性/审美性等对立要素之间维持均衡关系或“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 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实践表明，他有着比较突出的维持均衡关系的能力。例如，他既在特定的语境中肯定了“逻辑不配裁判文艺”的看法，同时又在其他场合借助逻辑方法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了别有会心的阐发。如在评析王禹偁之《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一语时，钱钟书之所以能一眼看出“无语”乃“有语”之反，从而体会出欲语而不语（正而反）、不语而欲语（反而正）的妙处，显然与其长于逻辑思维有关。 又如，钱钟书在其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之初，突破当时还比较流行的中国文学优越论以及传统学术所谓夷夏大防，广泛援引了西方著述中的“观念”与“材料”，从而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乃至新境界。此外，其会通中西的研究方法又以“博证”（梁启超评顾炎武语）为特征。从中国学术沿革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以“博证”为特征的中西互证式的文学研究模式，可以说是清代朴学“博证”

之法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的合理延伸：既是朴学“实证”精神（“言必有征”）的传承；又是广求证据之法（“证必多例”）的发扬光大。由此可见，钱钟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既融会了中西文化，又维持着新视野与旧途径之间的均衡关系。 再如，钱钟书在阐述西方学术思想时，往往还伴以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思考。如他对作为西方解释学基本命题的“阐释循环”的引介，便内含着中国文学解释传统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西方解释学的这一基本命题经由本土诗学话语的重新释义而被“归化”，中国文学解释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如戴震的解释观、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等，或被质疑，或被赋予了现代含义。这表明，钱钟书并未简单地以西化中、以新换旧，而是力求在妥善协调中西学术思想的前提下推动“旧学新变”。 此外，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固然对西学东渐以来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建构的趋势有着明确的反思意识，但他的后期主要论著《管锥编》的学术形态又不能简单地以反“系统化”来描述，或价值判断意味甚浓地断之为“不成体系”。

事实上，《管锥编》虽在混合了资料汇编（资料集）和心得选粹（思想录）这两种形式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札记体”成书，但这并不妨碍钱钟书在总体上作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处理”，它具体表现为：1）某些命题如“学士”不如“文人”、“训诂须兼顾词章、义理”、“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等等在书中反复出现；2）某一题域的诸层面在书中的不同部分一一被触及，如对备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视的语言问题，书中在中西“语言比较”的视野下论列了汉语的思辨功能、作为指称理论的名实之分、作为意义理论的言意之辨、解释与理解（“阐释循环”、“视界溶化”、“创造性误解”等）以及“语言的牢笼”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又遥相呼应，在实质上构成了钱钟书的语言论体系。因此，《管锥编》的学术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它的出现再一次显明了钱钟书在会通中西的语境下推动旧学新变的良苦用心，以及在各种对立项之间维持均衡关系的能力。 显然，钱钟书所具有的比较突出的维持均衡关系的能力，与他在妥善协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传统革新方面所取得的较大成果，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广而言之，一个社会能否良性发展，一种学术能否良性发展，以及传统文化能否实现“创造性转化”，均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实践者在新/旧（如现代形态与传统形态）、人/我（如西方与东方）、共/殊（如“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对立项之间“维持张力的能力”。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则尤其需要在科学性与审美性、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