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六章·笑星有泪(2)

到贫困学生家慰问 再如经费问题。按规定，聋哑学生每学期交各种费用总计五百元（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住宿费、洗澡费、理发费等）。学生自交费二百五十元，县财政补贴二百五十元，这样低额费用却被学生、财政两方面拖欠。近几年，财政拖欠补贴费及收取“调拨费”累计六万元，学生拖欠一点六万元。总拖欠学校八万多元。严重危房加上大额资金拖欠，使学校面临的困难雪上加霜，不仅学生最低生活费用不能保证，连最低的教学条件也难以维持了。 财政欠款的原因我们不说，让“财政”自己想去。而学生欠款原因主要是家庭困难。 一位女同学名叫黄松松，父母自生下这个哑女就不再和睦相处，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父亲忧郁外出，非但未能消除忧郁，反而惨遭车祸；母亲则远走他乡，另寻人家去了。家中撇下七十多岁老奶奶，开学伊始，老人把孙女往学校一送，分文不交便一走了之。黄松松爱学习，成绩好，品行佳，学校别无选择，只有收留她，而费用也别无办法地拖下去。 更为不幸的是王安乐、王安平、王洪安三兄弟和王省事、王乐、王佳茹三姊弟，他们全是聋哑人。对于这两个家庭各有三个聋哑孩子的父母来说，苦恼可想而知，失望不言而喻。

学费也因之拖欠，甚至分文不交。对于孩子的不幸，社会无法解决，而学校却无法拒绝接收，但学校收留了一个这样的学生就是收留了一份困难。 种种因素导致了聋哑学校极为困难又极为尴尬的处境。而这种种困难和尴尬又由谁来解决呢？什么时间开始解决？什么时间能够解决？困难、失望，孩子们并不知道。一个叫郑树磊的学生，因家庭特困，退学外出打工，两年后，带着他一点一滴积蓄的工钱来交学费，要求重新上学。失望的学校，依然被孩子们当作心目中的理想和希望之地。在聋哑儿童心中，学校、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公平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财政拨款，什么是财政拖欠，应该不应该拖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偏见，什么叫漠视，或该不该存在偏见和漠视，他们根本没有了解过或观察过健全人学校，更没去过贵族学校，抑或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下雨天，房子里漏水或进水，墙面的脱皮与裂痕，牛腿梁的断裂与断落……一切都是作为学校所应该出现的事，自然的事。由于自身的残缺，生活在残缺的环境中，他们的心理是平衡的，所以他们没有怨言，没有担心，没有苦恼，更不会去鸣不平，提意见。

所以，他们仍然快乐，天天学习，天天跳舞，天天写字，天天画画，天天完成每天的学业…… 春节到学生家慰问 当时的蒙城县聋哑学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学校教职员工全部失去了信心，只等有一天领导发“散伙”通知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待一人。2001年4月12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蒙城县委书记孙克杰、副县长杨玉萍拉着牛群副县长视察聋哑学校来了。 牛群自从走进这所校门，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他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不过他看得更仔细、听得更认真。他看了危在旦夕的房屋，看了学生宿舍破烂的床铺、黑脏的被褥，看了学生们吃的粗劣饭食……牛群的眼睛湿润了，孙书记的眼睛也湿润了，其他领导的眼睛都湿润了。 调研是沉重的，心情是压抑的，牛群的心里特别堵得慌。课堂上当看到孩子们极有个性的书法和颇有想像力的绘画时，我们的牛县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复杂”的泪水冲出了眼帘。无声的孩子，默默地描绘着美好的自然，理想的世界。然而，他们和他们所描绘的一切全都置于漫无边际的困苦和危情之中。他说：“这些孩子太纯真、太可爱了！”

他一个个摸着孩子的脸，亲着孩子的脸，精心收起了他们用粗钝画笔画出的“探亲的小毛驴”、“腾飞的公鸡”、“静心哺乳的母亲鱼”，收起了孩子们心灵深处的一片美好，当然也收起了全校师生似乎是无望的希望…… 牛群像是对孩子，又像是对自己，轻轻地说：“一定要想法把孩子们搬出危房！” 孙克杰书记情不自禁地附和道：“是的，就是停课，也要把这些孩子搬出危房！” 当县里领导应邀与学校教职员工合影留念时，牛县长几乎不敢迎向孩子们投来的目光，他的头沉重地低了下来…… 离开蒙城县聋哑学校，白色面包车里的气氛一直都很压抑，牛哥没了笑脸，周围便少了笑声。再说，面对那几十间一二级危房，想到一百多个残疾孩子和五十多个教职员工的安危，也的确笑不起来。 牛群自来蒙城当县长，类似这样的调研还是第一次，这一次也就够了，算是给他出了一道非常大的难题。他想，我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我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这位极富同情心的艺术家，坐在面包车里，感情也像发酵的“面包”，眼泪就不曾断过。 孙书记叫车子直接开进了县委大院，他亲自主持会议，请来县委其他负责同志，立即研究解决聋哑学校的搬迁问题。 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

孙书记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县聋哑学校两栋楼四十九间房屋经蒙城县建筑安装公司鉴定，分别确认为一二级危房。我们看到了，也听到了。一百多名学生、五十多名教职员工置身于房倒屋塌的生命威胁之中。大家看怎么办？” 教委主任荀凤鸣说：“聋哑学校的问题的确不能再拖了，否则要出大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县财政拨款在原址重盖。” 县长陈坤廷说：“荀主任的办法最好，就是做不到。重建没有几百万，行吗？咱们县的财政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财政能拿出这笔钱，还会拖到今天吗？我早就解决了。” 杨玉萍副县长说：“我是分管教育的，聋哑学校的状况我最揪心。揪心又有啥办法？不要说财政拿不出钱，就是拿个十万八万能解决什么问题？濒临倒塌的危房，维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荀主任想想办法，有没有哪个学校房子宽裕的，把聋哑学校并进去。” 荀主任连忙摆手：“没有，没有！杨县长分管教育，县里哪所学校你不了解？不要说宽裕，所有学校的房屋都紧张。我们不能歧视残疾的孩子，那也不能让正常孩子搬出学校，让他们失学！” 孙克杰书记说：“搬迁势在必行，实在没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停课！停课也要让孩子们搬出学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孙书记的话，既表明了他对孩子们无限的关切，也表明了他对现实困难的万般无奈！ 果真搬迁，就真的必须停课？只有停课才可能搬迁？对于这样的学校，停课意味着什么？停课就意味着倒闭！意味着一百一十六名聋哑儿童失学，五十多名教职员工失业！牛群默默地想。 县委书记孙克杰和县长陈坤廷都感到问题很严重，两个人都注视着沉思中的牛副县长。 牛县长看了看大家，说：“聋哑学校的事交给我办吧!” “交给牛县长？这太好了！”孙书记像是没作考虑，又像是早已深思熟虑过的，立即表示赞同。 与会者也一致赞同，认为牛副县长有条件，也有本领挑起这副重担。 牛县长说：“学校交给我，由我任校长亲自抓，重新创办一所以牛群冠名的特教学校，争取社会捐助，让孩子们尽快搬出危房！目前，需要几个能抓好教学，管好后勤，具有开拓精神和发展能力的老师协助我工作。”他惟独没有把“钱”字放在嘴上。 “县里人才任你挑！县委、县政府密切配合，宣传、动员县直各机关为学校捐款捐物。要人给人，要车给车，保证全方位支持！”孙书记说。 “好，有了这样的支持，就是把我这头牛扒皮，吃肉，卖骨头，也要把孩子搬出危房！搬进新学校！”

牛县长这句话似是幽默，却掷地有声。 孙书记和其他几位领导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六年寻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蒙城聋哑学校问题，今天，在这里三分钟就敲定了。 牛群，不愧为蒙城人民一头伟大的牛！ 牛群自告奋勇挑起一副沉重的担子，负起县聋哑学校搬迁的责任，是偶然，也是必然。说他偶然，是因为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事前对蒙城县聋哑学校一无所知，是那一百多颗纯真而又残缺的小星星，围绕着他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磁场”，呼唤他这颗灿烂的恒星！他的承诺，或多或少是激情使然，艺术家的感情是丰富的也是脆弱的。说他必然，是因为他似乎没有退路，退路被学校那难以支撑的危房“堵”死了，学校的困难、政府的困难，都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他不能回避那些孩子求助的目光，他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有挑战困难的勇气，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属于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 下面这篇日记，我认为是牛县长日记中最精彩的一篇，他写活了一个刘大夫，也写活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