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夏日伦敦（2）-（图）

但是，如同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真期盼英国愿意采取什么行为——采取一点举世瞩目、威风八面的行为来，它应该既具有个性，又出人意料。她能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呢？他暗自忖度着，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如此仰慕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原本是被人树为仿效的楷模的。难道如今她就没有值得模仿的地方了?《旁观者》就希望她去统治埃及：难道她不会去统治埃及吗?《旁观者》觉得这是她的责任——甚至诘问她是否有权不将她的仁慈的统治之福赐予给那个生灵涂炭的埃及。在《旁观者》报登出了这种把尼罗河流域部分地吞并进去的一面之词式的宣言一两天之后，我发现自己同一位有激进主义倾向的法国青年呆在一块。我们谈到了这份报纸，我的同伴当然声称这是能预测到的表现褊激虚伪的最佳案例。我不晓得我为此作出了一种多么有力的辩护，不过，当我翻读《旁观者》报的时候，我已发现这是一种带有传染性的伪善。我一面继续我的反思，一面回想这件事，但是，同时我又想起了格莱斯顿 (英国自由党党魁，1809—1898，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曾出兵占领埃及。－－译者注)先生单调得让人难过的演说，因为报上的呼吁就是对他的演说的回应。

格莱斯顿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英国有比统治埃及更为紧迫的责任：她不得不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回答——哪些重大的问题呢?地方税务与禁酒法令问题! 禁酒法令与地方税务! 当时，我认为这种说法简直奇臭无比。这些并非我所考虑的问题，并非因为她忧心忡忡地全神贯注于这些无疑极其有趣的问题上，同情心很重的外国人仿佛才会用偏袒的眼光来审视英国——正如麦考利 (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1800—1895。－－译者注)先生所言：轻蔑地看着她的敌人。或许格莱斯顿先生是正确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远非一个同情心很重的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