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南非生活巴拉宋达朗

从我多年的经历中，可以证实这么一个经验之谈：纯真的愿望因为内心热诚的作用往往是可以实现的。为穷苦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真诚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常常使我能够并愿意与穷人们在一起，并且能够和他们的要求趋于一致。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虽然吸收了侨生印度人和一些文书工作人员作为会员，但是并不包括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大会并不是他们的。不可能要求他们交纳会费成为会员，大会只能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他们的依附。有一次偶然事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体现了大会的服务性质，虽然当时大会和我都没有预料到有这种情况。在我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三四个月后，一天，我正在事务所里，有一个衣衫褴褛、手拿头巾、满口流血的泰米尔人来到我这里，全身颤抖，伤心地向我哭诉他的不幸遭遇。原来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他帮助我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按照契约他在德班一个很有名的欧洲人的家里做工。那个主人为了一件小事对他大发雷霆，不能自制，将巴拉宋达朗狠狠地打了一顿，把他的两个门牙打掉了。 我赶紧送他去看医生——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看完病后，我要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巴拉宋达朗的伤势情况。

拿到证明以后，我又替巴拉宋达朗写了一份起诉书，带着他直接去找县长，递交起诉书。县长看过起诉书后，非常生气，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 我当时其实并不想要使雇主受罚，我只是想要他放了巴拉宋达朗。我曾经见过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文件，有这样一条规定，一个普通用人如果在没有得到主人许可的条件下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就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而对契约工人，情况就更严酷了，如果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汉特尔爵士曾经说过，契约工人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残酷。他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契约工人像奴隶一样，也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救巴拉宋达朗：要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达朗的雇主释放他。我首先想采取后一个办法，我拜访了他的雇主，对他说：“我并不想控告你而使你受到法律的惩处，你毒打了那个人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你是明白的。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请你同意释放巴拉宋达朗，或者说同意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他权衡了一下利弊，立刻接受了我的建议。然后我又去找保护人，他同意我的想法，条件是，要我去找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

我想他必须是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答应收留巴拉宋达朗。我感谢了他的好意。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许多契约工人开始不断地涌向我的事务所，我也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巴拉宋达朗的这件案子所产生的影响，远及马德拉斯等地方。从这些地方来到纳塔尔来做工的契约工人，从他们的工人弟兄们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情，并传播到故乡。 从这件案子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之处。但是，因为它使得广大的契约工人看到了有人能够真诚地为他们着想，并为争取他们的权益作公开的斗争，这一点使得他们感到惊喜，并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前进的希望。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巴拉宋达朗第一次到我的事务所来，出现在我面前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情景对我们印度人来说，是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的，这也体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在前几章中也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有些契约工人和印度侨民，在见欧洲人时，在崇洋媚外或者诚惶诚恐的心理支配下，往往有一种似乎被强制而养成的一种习惯，要摘下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并以双手致敬。

即使是这样，他们有时还觉得对别人不够尊重。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待遇对我来说却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感到屈辱，于是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而且我可以看出他的脸上流露出欢喜的神色。 我一直以来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事情是，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还有人以此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