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南非生活反对种族歧视

法庭的徽号是一架天平，不偏不倚地由一个公正、失明、但又明智的妇女把持。命运有意让她双目失明，使她在进行裁判的时候，不会因一个人的外表来评判他的真实价值。然而纳塔尔法律协会却使最高法院的行为违背这一原则，从而背弃其徽号。 我申请到最高法院当律师。我有孟买高等法院颁发的许可证。我在孟买高等法院登记为律师时，将一份英文证书交存备案。这一次的申请，需要附上两份操行证明。我想这两份证明如果是出自欧洲人就会更有分量，因此我就设法从阿布杜拉赛所介绍的两个有名的欧洲商人那里弄到这种证明。申请书必须通过法院的律师递上去，但是如果是由检察长递上去的，按照规定是不收费的。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当时担任检察长职务。我拜访了他，他答应为我转递申请书。 这时法律协会却通知我，不同意我申请为法院律师，这使我大为惊讶。他们反对的理由之一，是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在制定有关律师入会申请手续的有关规定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会有有色人种的律师申请入会的可能。他们认为纳塔尔的发展主要靠欧洲人的企业，所以欧洲人必须统治法律界。

如果有色人种也加入进来，就会从数量上或者在具体事务中影响到他们的统治，他们对此十分担心。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律师来为他们的意见辩护。因为他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往来，他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请我去看他。他和我交谈的态度很直率，而且还问起我的经历，我也一一跟他说了。后来他说：“我没有什么要与你作对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你是来自殖民地国家的一个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上未附原证件这一事实使我更为怀疑。有些人虽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证书，但这些证件并不是他们本人的。你虽然也送来了欧洲商人给你开的操行证明，但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他们真正了解你吗？他们和你的交情能有多深？” “不过，”我说，“我对这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我的。” “可是他刚才不是说他是你的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为你写一份保证书，我是绝对相信的。那时我将乐于通知法律协会，说我没有办法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席话激怒了我，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我想：“如果我附上了达达·阿布杜拉的证明，我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你们又会跟我要欧洲人的证明。

而且我只是申请当律师，这和我的出身和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的出身多么贫贱或令人厌恶，又怎么能对我申请律师本身产生影响呢？”但是我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但是我还是准备提交一份你想要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的保证书准备好了，而且送交到了法律协会的理事会。法律协会对此表示满意，可是当地律师协会却加以反对。它在最高法院反对我的申请，但是最高法院拒绝了，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说： “因为申请书上未附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将受到处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并不区别对待。所以本法院不能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我站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首席法官对我说道：“甘地先生，现在你必须取下你的头巾。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定，按规定着装。” 我明白自己受到一定的限制了。我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取下了在县长法庭上曾经坚决不摘的头巾。

我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不摘头巾是错误的行为，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今后更艰巨的斗争作准备。我不能仅仅因为摘下头巾这件小事而消耗我的力量，为了更大的事业，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不赞成我屈从熁蛘咚凳侨砣醢桑牎Ｋ们认为我应当坚持执行律师业务时应该有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入乡随俗”这句谚语所蕴含的真理。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一个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头巾而加以拒绝，那是对的。但是在纳塔尔省，作为法院的一个官员，如果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那就错了。” 我用这类的话使朋友们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我并不认为已将他们完全说服了。我接受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原则。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在坚持真理的同时，我也认识到了妥协的作用。在我今后的生活中，我认识到这种妥协的精神就是非暴力活动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虽然它使我的生命常常面临危险，并且经常引起朋友们的不满，但是真理却是固若金汤。当时的结果是，多数报纸与舆论都对法律协会反对我申请律师这一行为表示抗议，并对法律协会的嫉妒表示谴责。

这些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以后的工作带来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