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南非生活决定留在南非

这件案子既然已经办完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在比勒陀利亚住下去了。于是我就回到德班，并准备回国了。但是阿布杜拉赛却想在我走之前为我饯别。为此，他在西登罕举行了宴会。在宴会开始前，我顺便拿起一份报纸翻了翻，突然发现在报纸的一个小角落里有一则新闻，题目是《印度人的选举权》，这则新闻提到了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该法案主张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尔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仔细读了一遍，耽误了一会儿时间，然后才去赴宴，我是到会最迟的一个。 在宴会上，我向阿布杜拉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这些事情我们能知道什么呢？我们只知道那些与我们的生意有关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兰治自由邦所有的业务全都没有了。这的确使人们烦恼，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又都没怎么受过教育。我们平常看报，仅仅是为了了解当天有些什么新鲜事，哪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呢？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我说，“这里有许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难道他们不能帮助你们吗？”

“他们呀牎卑⒉级爬赛叹了口气，沮丧地说，“他们从来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而且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依靠白人牧师，而那些牧师又在政府的管理之下。” 这些话却启发了我的思路。我想，这些人应该说是我们的同胞。难道基督教就是这样的意思吗？难道他们就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忘了自己是印度人了吗？ 但是我就要回国了，我当时一时还表达不出我的内心想法。我只是简短地对阿布杜拉赛说了这么几句话：“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它像是钉在我们的自尊心上的一根钉子。” “是啊，”阿布杜拉赛也有同感，他说，“我将这个选举权问题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你吧。本来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是艾斯坎比律师，你也认识他，他与我们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和码头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比较深，斗争也很激烈。他担心他的选举权会被剥夺，因而使得他自己在选举中输给那个工程师。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处境告诉我们了，并且让我们全部登记为选民，投他的票。我们答应了，并按他的建议行动了。

从这些事情中，你现在可以明白，选举权对于我们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种价值吧。不过我们明白你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其他客人也听见了我们的谈论，有人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呢？我说，你还是把船票退掉，在这里再待一个月，我们听你的吩咐去做。”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十分圆滑地说：“现在用不着我来留住他了，你们大家都可以留他。不过我认为你们说得不错，让我们大家共同劝他留下来吧。但是你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呢？”我听到他们提起费用问题就很不安，我大声说道：“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我能成为大家的公仆，我很高兴。我可以留下来。不过你们知道，我和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合作的话，我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件事情，虽然我不用你们付给我什么钱，但是我们计划进行的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基金也是搞不起来的。比如我们要发电报、印发文件、派人出去活动、和当地的律师进行联系与协商等等事情，都需要经费。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这里的法律，可能需要一些法律书籍作为参考。

所有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办不成的。而且这些事情光靠一个人做也不行，还需要大家提供帮助。” 大家都说：“钱会有的，人有的是，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同意留下来，办法总会有的。” 就这样，饯别宴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建议吃完饭赶回家去。我在心里已经想好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纲领。我还查清楚了选民名单上有哪些人。我打定主意再住上一个月。就这样，在神灵的指引下，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在内心中埋下了为民族自尊而斗争的种子。 定居纳塔尔 １８９３年时，纳塔尔印度侨民中威信最高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哈齐·达达赛，这是大家首推的。从经济上来说，他们的首领是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但是在社会活动中，大家公认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赛，他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于是，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由哈齐·穆罕默德赛主持，会议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志愿人员都作了登记。而出生在纳塔尔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他们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

德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了，他们负责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当地很多商人也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巴希·罗斯敦吉当然也在内。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对自己也能分担一部分公众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头一次像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面对着印度侨民整体所遭受的苦难，无论高低贵贱，无论是上等身份的人，还是地位低下的仆人，不分所属教派区别，也不分民族差异，所有印度侨民，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全都仿佛是祖国的儿女和人民的公仆。 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法案已经或者即将二读通过场４犹致壑械姆⒀钥矗还没有发现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对意见，这个事实竟被看作是不应该享受选举权的证据。 我在会上就当时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

我们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议会的议长发一份电报，要求他将对该法案作进一步讨论的时间延期。并且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议长的答复很快就来了，他答应将这个法案延期两天讨论。这个决定使我们很高兴。我们拟好了请愿书，打算提交给立法议会。请愿书必须誊写三份，还必须给新闻界准备一份。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上还要征集尽可能多的人的签名。而所有这些工作我们只能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办完。有几个志愿人员为这事忙了一个通宵，其中有几个懂英文的。有一个老人叫阿瑟先生，因为字写得好，负责誊写正本。其余几份则由一个人念，几个人写，就这样同时五份请愿书都准备好了。征集签名的事情由商人志愿人员去完成，他们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出钱雇马车出去请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办完了，请愿书也顺利寄出。有几家报纸刊登了请愿书的内容，并发表了支持我们的评论。请愿书还在议会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议会还就这份请愿书进行了讨论。但是那些怀有成见的人仍然坚持法案的观点。最后该法案还是获得议会的通过。

这个结果虽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体印度侨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并且给侨团的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参与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全体印度侨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所有印度侨民已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整个侨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斗争，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是李朋勋爵。大会决定通过他送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很重要，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们又招募了一些志愿人员来分担一部分工作。 我为了起草这份请愿书费了很多工夫。我几乎将我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都读了一遍。我的论点集中围绕着“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来说明。我认为我们在纳塔尔同样应该有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有选举权。我呼吁保留这种选举权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能够行使选举权的印度人毕竟还是少数。 在不足半个月的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一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征集这么多人签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全都没有经验的条件下。我们特别挑选了几个能干的志愿人员。

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不会勉强那些对请愿书没有充分了解的人签名。我们要征集签名的范围很大，村庄很分散，有些村庄很远且偏僻，只有那些全心全意投入的人，才能圆满而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事实上，我们挑选的那支队伍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的任务。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吉、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记得他们当时工作得非常出色，并且所有人都完全是出于热爱，都把它作为一种应该的义务劳动，没有一个人要求过任何报酬。达乌德赛整天坐着他的马车为这件事奔波。达达·阿布杜拉的屋子成为大家的活动中心和办公场所。 请愿书终于递上去了。我们又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它第一次把纳塔尔印度人的情况公诸于众。我还向我所知道的所有报馆和出版社分别寄了请愿书。《印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讨论了这份请愿书，并且对印度人的要求持支持的观点。我们还寄了几份请愿书给英国各党派的刊物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支持我们的要求。得到了各国舆论上的支持，我们便看到了希望之光，以为这个法案会被否决。 这个时候我即使想离开纳塔尔也已经不可能了。印度朋友们都涌到我身边，劝我长期住下来。

我将我的难处向他们作了说明。我已经决定不能依靠公众的捐资来维持我的生活，我要自力更生。我觉得应该有一栋好房子，而且地点合适。我还认为，如果我不是过着一种普通律师的生活，我就不会得到侨民的信任。而且如果一年没有３００英镑的收入，是不可能维持这样的门面的。因此我对他们说，只有印度侨团保证我可以做一定的律师工作，以维持公众工作所需的日常开支，我才能够住下来。“可是，”他们说道，“我们情愿你为公众工作，而由我们自己来出那笔钱，并且我们可以轻易地募集起来。当然这部分资金并不包括你私人的律师工作所应得的收入。” “不行，我不能因为公众工作而要你们的钱。”我说，“这种工作并不需要多少律师才能。我的工作主要是动员你们都来参加，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何况今后我还要经常为这类工作要你们破费，如果我依靠你们的破费来维持生活，那我就会觉得向你们募集大笔款项很不方便了，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了。再说，我还要侨团每年为公众工作筹措３００英镑以上的数目呢？” “可是我们对你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我们相信不需要的东西你是一点也不会要的。

但是我们如果要你以后在这里长期住下来，难道我们不应该负担你的开支吗？” “你们是因为对我的热爱以及现在对工作的热情，才这样说。我们怎么能够肯定这种爱和热情能够长期保持不变呢？而且作为你们的朋友和仆人，我会经常向你们抱怨，谁会知道那时候我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爱护。因此，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公众工作而接受你们提供的任何薪水。你们同意把案子委托给我办理，这已经是对我的充分信任了。何况这一点可能以后还会给你们增添很多麻烦，因为我不是一个白种人律师，法院能否承认我还是一个问题。况且我也说不准，作为一个律师，我的运气究竟怎样。所以即使你们聘我为法律顾问，你们可能也要冒冒风险。但是你们既然支持了我，我当然把它看成是我为大家效劳的报偿。”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有二十来个商人聘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为期一年。此外，达达·阿布杜拉用他原本打算为我送行的一笔钱为我购置了必需的家具。 就这样，我在纳塔尔定居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