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南非生活“苦力”原来如此
关于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情况,在这里作充分描述无疑是不合适的。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我建议他读一读我写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仅在此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根据1888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所订立的一部特别的法律,生活在奥兰治自由邦的所有印度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生活下去,那就只能在旅馆做招待员或者干一些类似的待遇低下的工作。做生意的都被赶走了,所得到的仅仅是一点象征性的赔偿。为此他们向当局递交了请愿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部非常严酷的法律,1886年又略作修改。根据这部修订了的法律,所有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交纳三英镑的人头税,除非在特别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内。他们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即使在划定的居住区内,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土地的私有权,当然就更别说选举权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那部为亚洲人而制定的特殊的法律,同时其它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对他们也同样有效。根据这些法律,凡有色人种、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得在晚上九时以后出门。尤其是这最后一项规定,对印度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因为在相同情况下,作为一种优待,凡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人,则可以不受这项规定的约束。这样一来,谁能享受优待、谁不能享受优待完全取决于警察的喜好。因为我常常在夜间和柯兹先生外出散步,并且很少在十时以前回家,所以这两项规定对我是一个艰难的考验。我在想,如果警察把我抓起来了,那可怎么办呢?柯兹先生比我还关心这个问题。按规定,做主人的可以发许可证给他的仆人,柯兹先生也曾经给他的黑人仆人发过通行证,但他能发给我吗?即使我想要一张通行证,并且柯兹先生也愿意发给我,但他却不能这么干,因为这是犯法的。于是柯兹先生或者他的一些朋友便带我到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那里,一经交谈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校友呢。于是,我把需要一张通行证以便夜间九时以后出门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对我表示同情,但并没有下令发给我通行证,而是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授权我在任何时候出门,警察都不得干涉。因此每次出门的时候,我身上总是带着这封信。也许只是个意外,我从来没有用过这封信。 因为这件事,我和克劳斯博士成为了不错的朋友,他常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出于礼貌,我偶尔也去拜访一下。
在那里,通过他的介绍使我得以认识他的哥哥——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约翰内斯堡检察官。在波耳战争期间,他因密谋刺杀一名英国军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徒刑,同时还被禁止从事律师业务。战争结束以后,他得以获释并恢复了名誉,又重新获准在德兰士瓦当律师。 这些关系在我后来的公众生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在我身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时我常常要经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那是一栋非常朴素、不惹人注意的建筑物,没有花园,同周围房子没有什么差别。相比之下,比勒陀利亚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要豪华得多,并且四周都是花园。克鲁泽总统的俭朴的确是有口皆碑的,只有在你看到一名警察在门前放哨时,才会让你联想到它是某某官员的房子。这里站岗的警察常常轮班调换,通常我总是沿着人行道静静地走过他们身边。结果有一次,一个警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甚至并没有让我离开人行道,便一把将我推开,接着把我打到街上,这使我非常吃惊。就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责问他的行为时,正巧柯兹先生骑马走过这里,他招呼我说: “甘地,我全都看见了。
如果你到法庭里控告这个人,我将乐意做你的见证人。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 “你不必为此难过,”我说道,“这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 在他看来,每一个有色人种全都一样。毫无疑问,他对待黑人和对待我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已立志不为任何个人的疾苦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柯兹先生说,“你可要考虑清楚,像这种人我们必须给他一点教训才行。”于是他把这个警察叫过来交谈了一会儿,因为警察是波耳人,他们讲荷兰话,谈些什么我听不懂。不过看得出来,柯兹先生是在训斥他。接着他过来向我道歉。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的,因为我已经宽恕他了。 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走这条马路了。因为总会有别的人来接替这个警察的工作,他们并不一定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没人能保证他们还会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来。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吃一次不必要的亏。于是我挑选了另一条路散步。 从这件事上加深了我对印度侨民的感情。我就这些条例所产生的问题会见了英国监督官,然后便和他们研究是否在必要时就这一类的案子进行一次控诉。
因为我对印度侨民艰苦的生活状况作过深入的研究,不但收集到很多材料,听了很多谈话,而且经过了亲身的体验。我清楚地意识到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所能够生活得了的国家,如何才能转变这种状况,便越来越成为我操心的问题了。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任务则是关注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