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王家卫电影的海外接收（2）
相形之下，在香港引起满城风雨的《东邪西毒》，在国际上的反应便远不如《重庆森林》般轰动。这本来自然不过：连本土观众都看得一头雾水的复杂人物关系，看似支离破碎的结构，外国人要靠追字幕（因此难以分清谁是旁白的主人）来看懂影片的来龙去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话得说回来，《东邪西毒》在西方也有它的知音和拥趸，像其时尚未走马上任鹿特丹电影节总监的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电影主管西蒙·菲尔德（Simon Field），便对王家卫重塑武侠类型的努力十分激赏。加拿大影痴约翰·查尔斯（John Charles）甚至在其巨著Hong Kong Filmography, 1977-1997中，以三倍篇幅详论《东邪西毒》并给予10分满分！ 香港影评人中推崇《东邪西毒》的，不少却是由于有《阿飞正传》的情结。那不单指《东邪西毒》在某程度上是《阿飞正传》未能拍成的下集（因此先天上已加感情分），更因二片受到建制保守派的责难如出一辙，且一部比一部严厉。
在卫道（维护创作自由）的大原则下，《重庆森林》相对上只是一个轻盈的小品而已——更何况王家卫在剪接《东邪西毒》的空隙中，以短短三个月时间闪电完成这部减压兼充电的习作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对香港人来说，最决定性（definitive）的王家卫电影始终是《阿飞正传》，就像吴宇森的代表作永远是《英雄本色》。但西方人的接收过程跟我们并不一样，令他们为王家卫和吴宇森倾倒的，肯定是《重庆森林》和《喋血双雄》——都是二人更形式风格化，感情负荷也较轻的作品。 须知《重庆森林》在西方能替王家卫做出突破，固然有影评人眼前为之一亮而推崇备至的成分（王菲的短发使他们想起吉恩·西柏格或安娜·卡利娜，影片的即兴与自由亦使太多人拿早期的戈达尔作品如《筋疲力尽》来相提并论），但更重要的，是它执著于年轻人为爱情烦恼兜转的题旨，对他们的浅薄造作毫不避嫌（梁朝伟对着毛公仔和肥皂诉心声），从而赢取了千千万万年轻影迷观众的欢心。甚至可以说，《重庆森林》是王家卫作品中最开扬、最接近有个团圆结局的一部。正如他本人自承：“开心的东西，永远讨好，我想。去到什么地方，这都会是一个原因——这戏令人看得开心。”
[4] 《堕落天使》便片如其名，调子比《重庆森林》阴暗多了。尽管在国际艺术片市场上，成功延续了《重庆森林》的气势，却不见得增加了多少王家卫的影迷。[5]那主要是由于素材和风格皆承接自《重庆森林》，容易被诟病为重复自己，创意不强；此外，全面采用漫画化音乐录像式拍法，技巧缤纷多彩之余，也易招卖弄之讥。不过，作为王家卫首个创作阶段的总结，《堕落天使》其实是一个集各种风格技巧大成的portfolio。而在无厘头大癫大疯的背后，弥漫着的却是深沉的无奈、落寞的悲情，那份近乎歇斯底里的凄楚情怀，与《重庆森林》的温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堕落天使》在海内外皆没有形成太大的风潮，王家卫拥趸固然是一贯支持，反对派也照旧冷言冷语，但已没有《东邪西毒》时那样各走极端。颇能代表美国影评界及电影节策划精英口味的一次1997年《电影评论》票选（“90年代一百五十部无发行的外语片”），三部其时尚未发行的王家卫作品中，《堕落天使》的排名也落在《东邪西毒》及《阿飞正传》之后。 《春光乍泄》则可谓算无遗策的一次再出发，一如片中对白“不如我们从头来过”而一击成功，进一步奠定王家卫在国际艺术片市场的地位。
他首先放弃了多线交叉的叙事法，减少了充满个人特色的主观旁白，甚至完全弃用动作暴力及杀手、警察等类型元素，以纯粹文艺片的姿态，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影片的化繁为简，开门见山，甚至赢得本地一向对王家卫十分有保留的石琪的赞许，认为他“今次做到直接集中，刻画细致，章法分明，风格统一”，“逐渐掌握了个人表现与江湖卖艺之间的平衡，得奖兼叫座，不再摇摇摆摆，迷迷乱乱，可望走向成熟发挥的新阶段。”[6] 其次是大胆以同性恋为题材（其实是包装），加上时机的配合，对西方电影节及影评界可谓魅力没法挡。初度角逐戛纳即夺最佳导演奖殊荣，并不算太出乎意料。这也是王家卫首次自觉而纯熟地运用这套借参展和得奖来造势及卖埠的行销策略，成绩美满（戛纳在过去十年间，逐渐抛离了柏林和威尼斯，于三大影展中一枝独秀）。作为一部同性恋题材的亚洲片，在欧美艺术片市场绝对有卖点，上映速度也比《重庆森林》快得多（戛纳曝光五个月后已在纽约公映），一度束诸高阁的《堕落天使》更赶在其后乘势推出。 事实证明，《春光乍泄》只是牛刀小试，到《花样年华》才是这套策略的丰硕收成期。
影片表面回归《阿飞正传》的60年代背景，延续的却是《春光乍泄》化繁为简，单刀直入的路线，由始至终是梁朝伟与张曼玉出神入化的对手戏。杜可风的淡出和李屏宾的加入，使影片视觉风格由动至静，从现代跳脱到古典华丽的转向水到渠成。王家卫这回不但把两位主角的明星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锐意突出美轮美奂的东方色彩（那些使人目不暇给的中国旗袍）及怀旧情调，果然在西方所向披靡。事实上，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到侯孝贤的《海上花》，早已证明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