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王家卫电影的海外接收（1）

李焯桃 1994年，《东邪西毒》在香港引起舆论几乎一面倒的口诛笔伐，王家卫从此成了本地电影建制的眼中钉、坏孩子（enfant terrible）。 同年，《重庆森林》巡回各国影展，却产生惊艳效应，外埠版权火速地逐个卖掉。塔伦蒂诺甚至说服了Miramax把它买下来，作为由他负责的label（Rolling Thunder）全美发行的第一部电影。那真是关键的一年。 王家卫从《旺角卡门》叫好叫座开始，到《阿飞正传》成为影评人的宠儿，却票房失利种下祸根。到《重庆森林》在港推出时，当年围绕《阿飞正传》出现的毁誉之争也更形尖锐；而《东邪西毒》的出现，终于把反对派推到了忍无可忍，非决裂不可的极端。 正当王家卫在本地陷于四面楚歌，《重庆森林》却无心插柳地为他打开了一片海外的新天地。须知《旺角卡门》时的王家卫，仍恪守工业的游戏规则，拍江湖片虽偶有破格却不算离经叛道，本地甚至一致认定他是位有前途的新秀。但影片在戛纳电影节的“影评人一周”展出时，却正因太合乎港产片的规格（如充满欧陆艺术片市场认为太过分的暴力），而激不起半点涟漪。

《阿飞正传》本来完全适合欧美国际电影节的口味，可惜却时机不合——当时正值港产动作片如日方中，吴宇森和徐克等人在西方炙手可热[1]，偏偏这部“文艺片”又无任何露骨的时政隐喻，自难惹人注目。此外，影片情调幽郁，西方人又不像港人其时进入后过渡期，无法兴起那份世纪末惆怅的共鸣。犹记得《阿飞正传》曾在柏林电影节的“青年电影论坛”展出，王家卫和张曼玉都出席了，结果亦无功而还。 《重庆森林》却改变了一切。它1994年7月在港上映时，尽管票房不恶，主流评论却依然颇多保留，皆因未能摆脱传统剧情片的标准。《重庆森林》紧接在8月卢卡诺及9月多伦多电影节做海外曝光，却技惊四座，好评如潮。对电影行家来说，影片那份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创意自然令人激赏；而对一般跑影展的艺术片买手而言，如此令人心花怒放、写年轻人感情感性甜美如棉花糖的艺术片，也实在太可遇而不可求了吧？ 于是，当香港影评界以至舆论界仍为《东邪西毒》各执一词，烽烟四起之际，《重庆森林》已悄悄征服了欧美主要的影评阵地。且看如下评语：“创意无限，大胆幽默，不可思议”（法国《电影手册》），“美丽、简单、有趣、聪明……有多些这种电影便好了”

（法国《世界报》），“既前卫又通俗，动感活泼又难以归类，充满奔放的青春情怀，既富强烈的地域性又有共通的世界大都会色彩”（美国《首映》）。 11月，塔伦蒂诺应邀往斯德哥尔摩当电影节的评审，对《重庆森林》一见钟情。王菲获最佳女主角奖，影片也获国际影评人联盟奖，分属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国际影坛的当红炸子鸡塔伦蒂诺（他同年5月凭《低俗小说》夺得戛纳的金棕榈大奖）为它全力护航，对王家卫跳出艺术片小圈子而成为家传户晓的名字，居功至伟。 翌年6月，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主持《重庆森林》美国首映礼时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不少影痴（或港产片fans）喜爱王家卫电影的心情：“我就那么坐那儿看着这电影——我已经看过这戏好几遍——然后，来到不同的地方，我就开始哭了，眼泪开始掉下来。那些场面，不过是一个笑话、一点音乐，诸如此类。我在哭什么呢？这电影应当令我感到一份炫目的快乐才是呀。我的哭，并不是因为这电影；我不过是因为，竟然可以如此深深地爱着一出电影，而哭起来了。” 今天回首，那真是一个电影在庆祝诞生百周年前夕，犹充满着鲜活的希望的年代。

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基亚罗斯塔米（《橄榄树下的情人》）、侯孝贤（《戏梦人生》）等新进大师创作力如日方中，杰作迭出。新秀塔伦蒂诺、王家卫、蔡明亮（《爱情万岁》）、北野武（《奏鸣曲》）等又纷纷拍出他们的新人类电影代表作，年轻影迷也可轻易找到他们的偶像。而王家卫又特别幸运，遇上塔伦蒂诺这个知音，《重庆森林》在不少地区皆紧接着《低俗小说》数月后上映，二人惺惺相惜自然容易变成宣传话题，故在英国和法国，王家卫有“中国的塔伦蒂诺”之称。又不论有心或无意，王家卫火速开拍的《重庆森林》续篇《堕落天使》于1995年拍竣，打铁趁热，卖埠固然不愁，更在国际的电影节界、影评界和艺术片市场延续了气势及知名度，为他其后的声名地位更上层楼奠下了基础。 1995年9月，《堕落天使》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次国际曝光，现场观众反应之热烈，简直是吴宇森当年受到英雄式欢迎的翻版[3]。同月，《重庆森林》在伦敦发行上映，《视与声》以显著的六版篇幅报道，托尼·瑞恩（Tony Rayns）更以《时间的诗人》（Poet of Time）为题，对王家卫推崇备至。

再一年后，轮到《堕落天使》于伦敦公映，《视与声》更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及同样大的篇幅，誉之为“本年度最令人兴奋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