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奉命北上 赌枭落难上海滩（2）

据说，澳门赌场的第一台“吃角子老虎”，便是叶汉从上海偷运过去的。澳门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准许“吃角子老虎”公开营业，后来逐步获得合法地位。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的人工控制也由电脑控制代替了。 从民国以后，上海的赌业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37年。当时的赌场都是流氓或与流氓有联系的人所开设。比如1915年，上海本帮流氓许荣福在山西路昼锦里开设赌场，接着，蔡鸿生在郑家木桥，陆少卿在鸡鸭弄(今山东路打狗桥)，三丫头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坊，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在自来火街(今广西南路)宝兴里都设有赌场。就规模和实力而言，要算马祥生、金廷荪在南阳桥生吉里开设的赌场为最大，当时到生吉里去赌博的，都是一些富商巨贾和有势力的人物。 10多年后，1927年澳门赌商梁培派广东帮王宝善向法租界当局行贿，获准之后，投资800万元，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设立“利生”、“富生”两大赌场。场内陈设十分华丽，有中西菜点供应、女子招待、汽车接送，各种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职员加保镖共达八百余人。

后来，由于黄金荣等三大亨要求分享利润未成，三大亨联合一批买办绅士，请求法国领事馆，把这两个大赌场给取缔了。1931年，杜月笙在福煦路181号开设了一家规模更大的赌场。这个时期还有不少所谓“铜宝”赌台，那是一种低档次的小赌场。 1937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5个月后，国民党军队放弃了在上海的最后阵地，除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地区外，上海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叶汉等人便是这个时期来到上海。 在这个沦陷期内，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殖民统治，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刻意实行毒化政策，大力倡导腐朽生活方式，废除对烟、赌、娼的各项禁令， 从而促使上海的赌博业进入鼎盛时期。上海亦成为中国乃至东方的第一大赌城。 这个时期的赌场，均由汉奸、流氓所开设，他们受到日伪势力的庇护，气焰异常嚣张。 从赌场的分布情况来看，其中有广东帮王宝善开设的愚园路好莱坞赌场；朱顺林、王茂亭开设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联侨总会”及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的秋园赌场；有本帮邵莲赓、钱宗范开设的延平路康家桥的“荣生公司”，和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附近的“兆丰俱乐部”

；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华人乐园”，以及海格路(今华山路)626号赌场和荣炳根的徒弟沈祥麟在愚园路愚园饭店开设的大赌窟等等。其中，626号赌场是李鸿章的孙子李瑞九向日本军部领得“特别照会”而开设的，其内部设施可与181号赌窟相媲美。 1945年至1949年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除回力球场等尚存一些活动外，很多赌场已转入地下。 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上海的7个大赌场。 一、181号赌场 这个赌场设在上海福煦路181号。正式开赌时间是1932年前后。赌场的建筑原为汇丰银行买办席鹿笙的父亲席锡藩所建，后来归杜月笙所有，杜月笙又把它借给广东帮开赌场。因为这里前临公共租界，后门为法租界，便于隐蔽和逃匿，所以选择了这个地点。这个赌场是由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的“三鑫公司”发起，后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金庭荪、顾嘉棠、王茂林、马再庭等人共同商议筹建，初名为“三鑫公司成员俱乐部”，后成为对外开放的赌场，资本来源由广东帮赌徒集股分担。外场负责人是曾充当过买办的钱增宝和杜月笙的代理人顾嘉棠。 该赌场门禁森严，不可随意出入。由顾苗根等人负责“保护”

，每天有二十多个小流氓担任巡场警卫。赌客入场，必须验明身分，进场后，至少要先买200元的筹码。赌场内招待周到，供应齐全：吃有中西大菜，饮有威士忌、白兰地，吸有上等鸦片、三五牌香烟等。招待员有男的，也有花枝招展的女郎。赌客的吃喝全部免费供应，来往乘车费用均由赌场负担。赌博的方式有轮盘赌、单、双、大小、四门摊、麻将、扑克，以及广东帮的番摊和拆大牌九。 二、老西门赌场 老西门赌场位于南市中华路老西门，又叫西园赌场。现西园书场是它的遗址之一。在叶汉到上海开赌的这个时期，它是上海最大的赌场之一，场内可同时容纳赌客达一千余人。赌场老板是汉奸李筱宝。赌场内有各式赌台、中西餐厅、茶点室等，另外辟有特别室，专门接待军政要人和大老板等头面人物。赌场备有汽车，负责接送重要客人。这个赌场有两百多个职员，他们薪水很低，主要靠“小账”、“红钱”生活。职员分三班轮转，日夜服务。李筱宝本人并不直接经营赌场事务，他当时是伪警察局的密探队副总队长。 老西门赌场使叶汉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因为在这里设有骰宝台。每个骰宝台配有5个职员：一个荷官、一个管押注，两个为“银台”，管筹码进出，还有一个为“监台”。

和澳门的骰宝赌式基本相同。 这个赌场在1940年至1943年间，生意特别兴隆。因此在西园附近，设有“万昌”、“亿丰”、“鸿祥”等多间押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