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访问 刘松林 下

大概是1958年，因为我是1957年从苏联回来的，一年多以后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一直希望我能有新的生活，但我当时确实没有那种心情，就觉得毛岸英一直在我心里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就想不了别的。主席就跟我做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他就说人总不能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嘛。成家立业，有家庭、有孩子，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就总动员我，总做工作，他还是传统的观念。一个女孩子应该在三十岁之前成家立业，他也希望我能在三十岁之前再结婚，快点更好。一直到1959年的春节前后吧，后来我就提出了，我要去给岸英扫一次墓。我就说，因为他生不见人 ，死不见魂。我总得看见埋他的地方，我的心才能塌实下来。他就同意我去扫墓去。那个时候岸英已经牺牲十个年头了。 岸英是1950年牺牲的，到1959年，十个年头了。主席就说，你还得有一个人陪着去，让你妹妹陪你去，这时候主席就派邵华陪着去的，又安排中南海警卫处的沈同带着我和邵华两个人去的。去的时候主席给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个，来回的路费和开销全部由他的稿费里出；第二个，就是到了朝鲜以后不要惊动朝鲜官方；第三个，就是这些活动不要见报。

去了以后扫了扫墓我们就回来了，从平壤到桧仓还是挺远的，要走好几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来回一整天。后来朝方根据我送的花圈，他看出来是毛岸英的家属来了，所以他们问大使馆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后来朝方就说要招待，还是都谢绝了。后来，朝方说这样吧，我们用民间组织行不行，用民间组织的形式招待的，后来就派了朝方妇联的一个负责人。说不是官方，还是官方。 刘松林在毛岸英的墓前泪如雨下，十年来堆积的忧伤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悲伤过度的刘松林病倒了，毛泽东很快获悉了刘松林的病情，就给她写信，嘱咐她打起精神，早日战胜病魔。 我们扫完墓到三八线去，我觉得可能也是人的情绪太波动了，免疫力就低下了。我感觉就是嗓子疼，因为原来经常闹咽炎嘛，我就没在意，我以为就是咽炎发作了呢，烧个一天半天就会好的，结果没好。大概有一个月，我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整个人的情绪特别不好，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让李银桥送到医院去的。 抬头写的是“思齐儿”还是“娃”我记不得了，其中就是让我养病什么的，但是有八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意志为主，医药为辅。

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主要就是人的精神有点崩溃了。回北京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回家，直接从火车上下来就上医院了。我记得好像一直住到过了五一才出院。出院以后才见到主席。 从朝鲜扫墓归来，刘松林对毛岸英的感情依旧难以释怀，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始终犹豫不决。毛泽东给她写信，敦促她早日找个爱人成个家。在1961年6月13日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的屡次开导使刘松林开始重新面对生活。不久，她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的教员杨茂之相识并相爱。1962年初，刘松林与杨茂之结了婚。 结婚之前，主席知道有杨茂之这么一位同志以后，他曾经去了解过，通过组织系统了解过。然后告诉我这个人不错的，很好的，意思我要交往的话可以放心地交往。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告诉他，我们是1962年的2月中旬结婚的。1961年的年底，我去告诉主席这个消息，我准备明年2月份结婚。他当时非常高兴，就把他刚刚新做的一首诗写给我了，就是《咏梅》，另一幅字是《三打白骨精》，这两幅字我一直留到现在。

还有就是，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当时好像叫叶子龙还是叫谁，给我送来三百块钱，还说他也不知道送我什么好，就给我拿点钱，让我自己买我需要的东西，就作为他送给我的礼品。 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几乎是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父爱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而且我也切身感觉到了，主席对我的照顾已经超出了一个公公对我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关爱。不仅仅是亲生父亲的，而且是一种非常慈祥的，想得非常周到的这么一种爱护。 即使毛主席哪怕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老工人，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担子那么重，年岁又那么大了，他对我的一分爱，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十分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我的爱我觉得一分就是十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忘记他。 我活了七十多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最爱护我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对我的关爱甚至超过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