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上

刘长明12岁就在老家河北正定参军投身革命。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委从事秘书、参谋工作。1946年，21岁的刘长明被调到中央军委作战部枣园作战室担任参谋，开始近距离地与毛泽东接触。1947年初，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军延安，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随后刘长明便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春节，在枣园，我们像往年春节一样，搞了个春节团拜会，枣园村的老百姓也一起参加，向中央领导拜年。但这年的春节与往年有个不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不仅老百姓，就是部队的同志对为什么撤离延安也存有疑问。见到主席，主席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他很幽默、风趣地给当地群众讲解，为什么我们要撤出延安？主席在理论上的思考，在报刊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主席当时举了个很通俗的例子。他说，如果你遇到强盗了，你一个人背着满身的财宝，金银财宝这么一大包袱。一个强盗或者一群强盗要来抢这个财宝，你怎么办？你是背着一身财宝和强盗拼搏，结果你拼不过他，你被他打死了，或者是打伤了，财宝也丢了。撤离不撤离延安，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背的财宝放下，我轻装和这个强盗来搏斗，就可能把他打跑或打死，打败他我就人财两得。

况且，我们现在知道强盗要来，可以先把财宝埋起来，再把强盗关在自己家里打，把握就更大嘛。前边人财两失，这个人财两得，这样的对比很清楚，跟老百姓一讲，老百姓就想通了。此前，延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要撤出延安，马上紧张起来，枣园村的村长带头来打听情况。哎哟，中央撤离了，谁不担心啊，不愿意部队走啊。当然从中央说，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也不想离开，但是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敌人进攻，这个包袱必须甩给敌人，我们不能因为坚守这么个地方，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机动作战，当时我们的作战思想就是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出动几十架飞机，对延安轮番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处境危急，必须紧急撤离，然而形势越是险恶，毛泽东越是从容不迫。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主席住的那个窑洞的玻璃都给震碎了。主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敌人轰炸是个什么情况。一看，捡了个弹片回来。主席说，噢，这个弹片不错，留着它还可以打一把菜刀嘛。主席很快从枣园就转到王家坪去了，最后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是从王家坪走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主席了，因为我留下了嘛。作战部其他人过了黄河到山西去了，我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留在陕北。

主席是最后撤离的，警卫主席的同志一再催主席，走、走，赶紧撤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炮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了。主席还是不走，很沉着，还在那里看地图啊，还在那儿思考问题。越紧张的时候他越放松，情况越紧急他越冷静、越沉着，他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他非要看看这个不行，我们大家都着急。最后，还是彭老总发了脾气，别人谁敢叫他老毛。彭老总说老毛，你走不走，不走，我找个担架抬你走。主席这才走，好，我们听司令的吧。当夜，我们就坐车离开了延安，那是1947年3月18日晚上。 毛泽东率领八百多人的中央机关撤离王家坪，开始了长达一年多转战陕北。行军的途中，毛泽东与中央机关大队，多次和国民党追兵擦肩而过，但每一次，都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安然脱险。 我们离开王家湾一路西行到了小河这个地方。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把我们往东赶过黄河去，可主席决不让胡宗南牵着鼻子走。到了小河，我们在山上，天又下了雨。那时候，我负责宿营，就在前面侦察。我们一看天快黑了，就找了一个向导。半夜里，这个向导却迷路了，一队人马被困在了一个山沟里。人迷路，天下雨，怎么办哪？马也不敢骑，老滑蹄呀，只有走路，主席也下来了。

我记得，周副主席的鞋子都陷进泥里去了，硬是把它拽出来，找个绳子捆住这个布鞋才行。后来，我们另外又找了向导，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我们爬上山去，敌人就在山下，彼此都听见声音了。就这样，我们走，敌人也跟着走，就到了天赐湾。到天赐湾以后，就听见枪声响起来。主席下了决心，好，敌人再上来，咱们继续向西。如果敌人走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下来。后来，敌人放了一阵枪，在山底下哇啦哇啦叫了一通，没上山就走了。主席说，他们走这是正常现象，他们这下回去就好交代喽。放放枪，管它朝哪儿放了，他回去好交账了嘛。天赐湾正好是胡宗南部队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的结合部。马家军一到那儿，知道胡宗南的部队在，就返回去了。同样，胡宗南的部队到了接近马鸿逵防区的地方就掉头而去了。我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安安静静在天赐湾住了几天。 行军途中的危险，不仅是面临敌人的轰炸和围堵，而且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