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下
以后,我就很注意了,尽量不打扰他。我的镜头更多的时候是拍主席和群众在一起。 比如,主席和新疆的库尔班大叔握手。1959年,毛主席在紫光阁接见亚非拉青年参观团。外国青年看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知道要照合影,都往主席跟前挤。当时,总理就站在我边上,正在给他们排队,招呼他们怎么站,站几列,因为一排站不下嘛。可他们往主席跟前挤,有的趴到主席肩膀上。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那次,本来决定很多领导人都在一块儿,好拍电影。后来,别的领导人都到另一边去了,主席要走过去,路却走不了了,群众都围上来了。结果,只好临时决定主席在一个地方劳动,所以电影也没有拍成。很多人连照片都没有拍成,我一直跟着他,只有我一个拍到了主席劳动、休息以及和群众在一起的镜头。 1957、1958年这两年,主席出去的时候很多,工作起来就很艰苦。我估计一年只能在家里待四个月,八个月都在下边。 在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相机都是老式的,有许多配套设备要随身携带,比如背个充电的大电瓶。另外,还有一个包,里面要装胶卷。他们都帮我忙,帮我背东西。 我有一个箱子,随时都准备好放在身边。
因为主席到哪去都是随时就走,来不及的话,他就通过值班室通知一起去的人。那时候,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负担,也根本顾不上家和两个孩子,都是同志们帮着照顾。我即使在办公室,也是坐在电话机旁边,随叫随到。特别是会见客人,有时候是临时决定的,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就坏了,我都是准备好好的,拿起箱子就可以走,到了地方马上就工作。 主席身边的同志对我都很帮助,我只是按按快门,拍这么多照片,可以说都是大家的功劳。 可为了拍主席与群众在一起的镜头,侯波却出了一回洋相。 那是在长沙,主席到湘江去游泳之后,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休息。我一边对镜头一边往后退,我没有注意身后,想不到一下就掉到粪坑里面去了。南方的那种粪坑都在河边上,在户边,上面有块板,水正好把粪坑都淹住了。还好很浅,我就赶快跳出来,我把相机举起来跳了出来,边上的人扶了我一下,我就上去稍微洗一洗,继续拍照,拍到主席逗小孩儿。这次经历虽然尴尬,但也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还是很值得的。 我出的这个洋相,主席并不知道,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后来还是有人告诉了他。 毛泽东让侯波多拍群众,群众则给侯波提供了很多有利于拍摄的条件。
主席让我拍好群众,可群众热爱主席。为拍好主席,有些人就把我举起来,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比如有一次,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拍照,学生的那个热情劲真受不了,为看到主席,大家挤呀挤呀,回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袜子都没了。我还出过一次洋相。那是主席视察到河南,棉花堆得很高,主席很高兴。我就想上到棉花垛上,给主席拍一张周围都是棉花,主席喜气洋洋的照片。结果上去以后,我就陷进去了,上得越高陷得越快,棉花很松软,居然将我埋住了。主席发现了,就说你看看她。几个人就七手八脚上去把我抓出来了,满头满身都是棉花。主席幽默地说,哟,这不是个雪人吗?主席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幽默的,会跟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在火车上,他在埋头看书,我坐在边上,就悄悄地拿起照相机对着他。他看到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老用一只眼睛看我?我说,两个眼睛放不下,那是到保定去的时候。 1957年,侯波跟着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问她为什么不喜欢莫斯科? 当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就跟着他,他一看我跟着他,就问我,你这次到莫斯科去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不喜欢他们。毛主席就说,哎,你怎么不喜欢呀?我说,他们不够朋友。主席就笑了。
我说,我照一张照片他们还派一个人跟着我,他们不让我拍,在中南海我在哪都可以拍,在那人家就限制了。在红场里,咱们去了好多代表团,彭老总的军事代表团等,他们在那个观礼台上,我就想去给他们照相。他们的警卫员就瞪着我,不让我动,我就没有办法了,就跟那边招手,那边才叫一个苏联人过来把我领过去。即使这样,他们仍有一个人看着我,我又不是特务,我可是客人哪!他们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国家对他们很客气的。 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主席就笑了。他说在人家国家就要听人家的。然后,主席说,报纸发表了一张照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张照片很好,我很喜欢。 …… 在侯波的记忆里,毛泽东亲切自然,就像是自家的老人。 1961年3月,我要离开主席到新华社去工作了,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我要到新华社去了。主席说,什么时候走呀?我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我先来看看主席。主席说,今天就要走了,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好多年,给领导同志们都拍了好多照片,你有功劳。我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谢谢主席对我的鼓励。主席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
我走到门口,给主席敬了个礼,主席眼圈就红了。 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