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九月（3）

眼镜说学校规定复读班也要定校服时引起了人们的激愤。妈妈，我们没钱是因为你们没钱，我也实在没脸再像个高一新生吵闹着跟你要钱买校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复读班上每个人的容颜都因为恐惧、紧张、持续的昼夜不眠而变得迅速衰老，当我们迟到时门口的值周生甚至无法分辩出我们究竟是学生还是老师。有一次石头迟到了，他对站岗的小姑娘指指那座还未竣工的图书馆，再指指自己的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我是来盖楼的民工。”然后他就进来了。如果我们穿上了学校鲜红的校服，就再也不能骗人了。 后来眼镜又说，同学们，鉴于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家里条件并不富裕，学校决定我们班学生不用买校服了，但必须戴胸卡。 我的胸卡是绿色的，一张方方正正的小纸片，被一层半透明的薄膜包裹着，上面沾满了肮脏的、像猪油般发白的污渍，那是我的指纹。我的名字被印得很大，小土，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我的学号是21088，前三位是我们补习班的班号，后两位本来应该是我的学号。我对女老板——一个浓装艳抹、说话时嘴里喷出酸臭的南方女人说你就打成88吧！我想这是个吉利的号码。

回来的路上石头说他看见那个老板无论是走是站，还是坐在椅子上，腿都劈得很开，一看就是让人操多了。可我没注意。我一直在认真端详卡片上我的照片和代表着我的号码，塑料薄膜内的墨迹在阳光的反射下黑得很刺眼，五年前的照片上我眼神干净，最神圣的湖面也不能与之相比。五年前的我会想到此时此刻吗？ 在那次班会上，眼镜还宣布学校每个月都将组织一次毕业年级的考试，范围也包括了复读班。妈妈，这让我害怕，我感到胃部像被烫伤了一样冰凉。我慢慢地俯到课桌下面，干呕了一会儿，跟以往一样什么都没有呕出来，倒是眼珠快要被极力弯曲的身体从眼眶里挤爆了。突然一股恶臭涌进了我的鼻腔与嘴巴，——不知道是哪个屁眼喷出的屁，我冲出班门蹲在花池前大声地呕吐起来。 我吐得无比伤心，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吗？妈妈，我说我要开始学习了，认真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尽量做每一道习题，哪怕答案都是错误的。晚上回家我不再躺在床上圆瞪着眼睛等待凌晨到来。这都是真的。可我发现我学习越认真就越想把课本撕了。我根本什么都不会，烦躁像一个高亢到了超出极限的声音，差点将嗓子撕裂。妈妈，我在电话里让你别害怕，但是我害怕。 麻雀不害怕。

我怀疑那个把我眼泪刺激出来的屁是他放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把一种腌泡时间过长的酸白菜煮了当饭吃。他说眼镜能吃他就能吃。可我怀疑麻雀没钱了，自开学之后麻雀的伙食越来越糟，脸色越来越差，学习越来越不要命。眼镜表扬了麻雀，说补习班的灯每天都是学校第一个亮的，而第一个来教室开始早自习的肯定是麻雀。他让麻雀上台讲几句，麻雀扭捏得像一个村妞，说，其实也没别的意思，有句老话说得很明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把刻在桌面上的那句话告诉了大家，后来我问他“人上人”的标准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最起码我要比我爸强点吧？” 这回答很傻，可我却找不出任何毛病。 自从大家得知有月考之后，时间流逝的速度更快了。绿的红头发开始褪色了，变成火苗上部的桔红色。她说这段时间没空染，等忙完考试再说。ET和石头搬到了一起，说这样有利于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复旦把上海市地图和从复旦大学买的纪念文化衫钉在墙上，找她来借上海备考资料的麻雀看见了异常激动。我让麻雀书写了一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字，贴在了我屋门口当对联。房东警察叔叔搬进中院，住在CT不住的屋里，说他快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了，我们这里有学习气氛。

所有的人都因为加重的紧张变得兴奋了起来。有个晚上石头突然冲进我屋中“嗷嗷”怪叫着用他那肥胖的身体搂着暖气管跳了一分钟左右的舞后又冲了出去。ET说那是因为他做一张文科综合模拟卷的35道选择题破天荒地只错了7道，在那之前他起码都要错17道以上的。 我仍然失眠。妈妈，我又要向你讲述那些失眠的夜晚了，我对你说的好像都发生在夜晚，好像我的记忆基本上只属于夜晚，白天我要克制恐惧与焦躁，认真读书，而所有的隐秘、情欲与不能显露的感情到了深夜才会上演，角色们认为这世界已经入睡，却忘记了我是个失眠者。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完了绿借给我的那本《挪威的森林》，并不觉得它像绿说的那么有意思。合上书我想抽烟，可搜遍整个屋子也没见到烟的踪迹，反而从我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记着阿静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上次请阿安吃饭时他给我的。复读村门口的小超市还没有关门，我买了一盒烟、一张IP卡。在我经常给你打电话的IC电话亭我拨通了阿静的电话，漫长的“嘟—嘟—”盲音中我点了根烟。

一辆满载煤块着的大卡车呼啸着震耳的喇叭声从我身旁边的马路上疾驰而过，煤堆在黑暗中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小坟头，其中的一块掉了下来，摔碎了，变成了几大块，和无数微小的碎屑。 经过一段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后，有人接起了电话，是个吵哑的女声，我说：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阿静”她极其不情愿地让我待会儿。我长吁了一口气，庆幸那个声音的主人不是阿静，那女孩的声音听起来欲火难耐，而我则不想因为阳具勃起而弓着身子在炎热的夜风里与人聊天。 阿静的声音很冰凉也很稳定，像一只修长的、雪白的手，涂着紫色的指甲油，阳光似乎穿过了这只手，隔过干净的皮肤能看到蓝色的纤细血管，半透明的肌肉中血液在凶猛地流动，让我无法想像她现在的样子。 阿静问我是谁，我说你猜猜，她说了几个错误答案后变得有些恼怒。我说我是小土。 阿静的反应并不兴奋，我怀疑她甚至早已经把我忘掉了。 “你现在干嘛呢？”阿静问我。我说我在复读，和你弟弟阿安在一个学校，我们经常提起你。 “那你也真够衰的，咱们要是正常考上大学的话现在该大二了。”阿静说，“还是上学好啊！我现在都快疯掉了。”

阿静说了许多抱怨生活的话，我不想听，给她打电话是因为我需要一只耳朵倾听我的抱怨。可每次我开口时她总是聪明而又彬彬有礼地把话题扯到她的重心上去，让这场一分钟四毛九的谈话彻底变成了一场拔河比赛。最后，我悲哀地发现，我回忆中的那个纯真少女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保住纯洁与天真，而是变成了一个现实、聪明的女人，她深深懂得如果越是了解一个人，越有可能掉进一个陷阱的道理。我说回家一定要记得找我，我一定请你吃饭，内心其实因布满委屈而恶声咒骂。我们互道再见，与阿静的第一次通话就这样在无尽的忿恨中结束了。我忘了问她，五年前的我、被我迅速忘掉的十六岁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