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九月（2）

那个要考复旦研究生的女孩在上海呆了一个月跑回来了，带回了满脸既像是草莓又像是炸弹的疱疹。 复旦还向我道歉了。她站在我面前，说对不起那天她太冲动，后来她也后悔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因为她以前租住的屋子被别人租走了，她成了我们小院的新邻居。ET兴奋地说要是再来个女的，三男三女就正好可以配对了。 “话可不能乱说！”房东警察叔叔正色道：“你们要照顾好人家啊！” 绿看到来了同性而显得异常兴奋，说终于不用整日独守空房了。非要拉着我们去听复旦讲讲上海是个什么样子。 “你现在一定很高兴吧！”在院中我问她：“终于来了个长得比你还丑的，可以提升你在咱们这院子里的地位了。” “滚！是不是画画的都像你这么讨厌啊！自从认识你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绝对不能找个画画的当男朋友，”绿说。 绿的话让我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悸疼般尖锐的不舒服，就像深蓝夜空下建筑废墟里到处可见土黄色，那意味着衰败。而突然有一股棉花一样白的轻烟从楼群掩藏的烟囱中喷出来，缓慢而又坚定地流入天空，流入黑蓝色处最隐密的消亡。

复旦说她去的那所大学其实很好，有干净的草坪和漂亮的楼，饭菜很好吃，并且很便宜，只是她的皮肤对上海过敏，到达第二天便得到了皮肤病。难以忍受的痛痒折磨着她，无奈中只好回来了。复旦说临走前的一个星期她没去上课，坐着船在黄浦江上无数次地来回，票便宜极了，一次只要五毛钱。 在复旦的讲述中，上海既像个标志又像个隐喻般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然后消失了。 我回到房中，用铅笔与颜料在画纸上用尽全身气力勾勒与涂抹着我心中的上海：被装进麻袋后沉入江中的尸体。人们脸上冷酷的线条。太阳在楼群玻璃上刺眼的反光，某条狭窄弄堂里拿着刀铁棍火拼的少年，还有他们身上的血。外国男人和笔挺的西装，世界各国的钱币。菜市场中眼神如鹰隼般机警的中年妇女在与菜贩激烈地讨价还价。无数种商标就像无数朵绽开的鲜花。美丽的雏妓在疯狂傻笑，而她已经痴呆的外婆正半裸着身体昏睡在逐渐消褪的阴影里，准备承受既将到来的烈日之暴晒。 可我没去过上海，我无法画出难听的上海话，它潮湿的空气，它的温暖与人们阴郁的心情，动听噪音痛苦秘密。上海赤裸地站在我面前唱着只有我能听懂的诗歌，可我却无法画出她的骚逼味道。

在我画画时，绿坐在我帝旁边的小凳子上抽了两根烟，我说好女生不抽烟，她说自从认识我就学坏了。 绿问我，你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我说，可艺术类考生文化分低啊，我从小没好好学，考普通大学考不上，上班累当兵苦，总得为自已找条活路吧！ 绿笑了，红发随着身体的起伏有节奏的跳动着，像一团生长了骨骼的火焰在跳舞。 健康讲述的阿静的故事勾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如果说是想记起早已忘却的昔日女孩，还不如说我想找到五年前的我，那个还保留童年记忆、带着满腔悲壮随时准备投入生活旋涡的我。 我找到了阿安，说要请他吃饭。阿安激动的程度出乎我的意料，以至于我怀疑这个男孩从小到大都是请别人吃饭了。 坐在我经常与ET、石头奋斗其中的龌龊小酒馆时，阿安正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肮脏的球衣紧贴在健壮的身体上，一颗颗汗珠晶莹剔透，从古铜色的脸上、大腿上跌落，摔碎在地面。他嘴中所呼出的雪白气息里充斥着雄性荷尔蒙，如果让我为阿安画一张画像，我就画一部肌肉健硕的手机。

他告诉我，他姐姐和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并没有上完高中，在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上高二的时候，阿静脸上挂着平静而又坚决的微笑，穿上了黑蓝色的制服，成为千万名奋斗在中国铁路战线上的铁道战士中一员。经过一年系统的培训之后，阿静被分到了一个四面环山的小车站，成了一名信号员。何谓信号员？我也不清楚。阿安说，那个车站只有四个人，每天只能看见一列列火车从眼前掠过，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在阿安的讲述里，我看见了那个车站，在群山的臂膀之中它像粒沙子一样渺小，女孩阿静眼神中充满沮丧，斜倚在一间灯光如昼的小屋门前，看着肮脏站台上几个等待列车经过的农民。火车汽笛的鸣叫在空旷的荒野中变成了无数个惊雷，乘客们兴奋而又略显仓惶地上车远去了，阿静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我对阿安说，喝酒喝酒。 从酒馆出来已是深夜，天气突然变凉了，寒风乱窜，夹杂着沙子拍在我脸上，从眼眶到鼻梁之间的部位像要裂开般火辣辣地疼。街道上没有了行人，一种声音在乳白与桔红相互交织的灯光下一缕缕地汇集在一起，聚拢、融化、爆炸，形成了疯狂而巨大的声响旋涡。 绿在身后拍拍我的肩膀。看着她我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烦躁。

绿对阿安笑了笑，三个人默默无语地向前行走。行至下一个路口，阿安与我们道别，他那红色的球衣迅速地消失在由近至远逐渐浓重的夜色中。 绿问我，你怎么会和阿安在一起？ 他是我同学的弟弟，你怎么认识他？ 绿说她来本市后见过五次打群架，每次都有阿安，打架极其凶狠。 我说你怎么不干正事，像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除去失眠与干呕，我又有了失忆的毛病。妈妈，我发现一个人所忘记的，都是他不愿意再想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