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30节 十五天（2）

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 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法院院长的一封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的来信。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今后不允许再在夜间审问嫌疑犯，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失误。他或许已经忘记，这个建议是他的顾问提出的，而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司法系统的团结。 随后，院长又对另一件事表示了不解：我为什么要给随机前往法国的菲律宾探员倒上一杯香槟？事实上，抵达深冬的鲁瓦西机场时，这名探员只穿了一双凉鞋，没有人来照顾他。另外，从上周五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合眼。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专门为他和其他法国警官组织了一次聚餐，以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真而唯唯诺诺地当好一个公务员，而没有任何个人想法，那么埃尔夫案也就和比德曼案没什么两样，有关此案的调查或许也能够展开，但最终只能落得个免予起诉的结局。 然而，如今的这个棱镜已经让所有的事情失去了本来面目，透过它看，这杯有感而发的香槟倒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和一种不公的象征。于是，这样一个故事产生了：一个预审法官因为成功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而开香槟庆祝。

进而道之，这名法官因为名声在外而沾沾自喜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将一些偏离正轨的事纠正过来，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让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也这样去努力了，因此，我总是身处斗争的最前线。在埃尔夫案的媒体风暴袭来之时，我本可以退回到大部队中，穿上自己的灰色职业装，明白而沉默地接受在物质方面拥有无穷创造力的法国司法系统的所有荒唐之举。但我还是犯错了，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耶稣会教义的释义者常说，蝎子之毒在其尾。院长用了一句简要而带有威胁的话来作为这封信的结束语：“得知你的团队中出现了不和，我感到非常遗憾。”他这是要我对此做出解释。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在于：要我们的调查小组重归和睦。整个埃尔夫案就是一个拼图游戏，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图块。我们玩这个拼图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现在也成功地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归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万事大吉。我们可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但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敌对势力就要失败了。我虽然还站着，但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我还觉得自己好像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一切被我触及的东西都会被污染。

我注意到，我和雷诺•范•伦贝克之间时常出现分歧这一事实——主要是对预审程序这样那样的地方有不同看法——已经为外界所知晓，尽管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我们的团队是一块木头，现在有人正把一颗巨大的钢钉往里面敲，妄图把这一整块木头变成一片一片的木屑。当我建议雷诺•范•伦贝克和我一起去面见法院院长时，他拒绝了：“我怕我去了会说得太多……”我不停地解释，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但他始终抱着一种对立情绪。我们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激化，但我既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也不知道最终使得它激化的导火索到底会是什么。 为了让预审正常进行下去，我决定给阿尔弗雷德•西尔旺8个星期的监外时间，以便让他为迎接轻罪法庭的审判做好辩护准备，但理论上他仍处于被监禁状态。洛朗斯对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异议，但雷诺•范•伦贝克却表示激烈反对。一天晚上，我们陪同挪威同行保罗•佩罗丹以及一些随行的瑞士专家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和雷诺•范•伦贝克就在这家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下探讨。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将马上传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问题拖延下去的做法是荒唐的，我们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我们都是预审法官，因此我们拥有相同的权力。埃娃，你知道，我有权力这样做。”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从道德上讲，我们是盟友，但从法律上讲，你和我并没有任何联系。我才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叫你过来帮忙的也是我。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或许这句话说得有些过火了。 第二天，我的丈夫去世了。 混沌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圭亚那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斯里兰卡就会发生一场台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之间往往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旦发生作用，它必将摧毁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后事。葬礼的前一天晚上，经济警队的负责人诺埃尔•罗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其余的警官也在他身边： “女士，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范•伦贝克先生代您下达了提审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命令，但我没有执行。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警察，这是我第一次拒绝执行法官的命令。在这个时候，我不能那样对您。”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在宪兵队的帮助下，雷诺还是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进行了审问。在这次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都是在饶有兴趣地对我进行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