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9节 十五天（1）

越南人总是说：树叶虽小，可见大树。透过细小的叶脉，我们可以看出整棵大树的躯干、树枝以及树根情况如何。2001年2月的前十五天，这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天，就是埃尔夫案这棵参天大树之上的一丝小小叶脉。 我接下来的这番叙述肯定会触及预审机密，因为它涉及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马拉松似的追捕。这段故事中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抓捕归案，我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辛勤工作，其间既碰到过虚假线索、谣言和伪证，也得到了警方的大力协助。我们去了非洲和中东，最后又到了菲律宾。在长达几百个小时的追捕工作中，常常因为失败而感到绝望的我们不仅不敢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线索，还要对手里所掌握的所有情况反复审查。 在菲律宾群岛开展调查行动是非常敏感的。当地的警察已经反复受到死亡威胁，其中两人甚至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人的脖子中了一枪，另一个人则被一辆汽车拦腰撞翻，两人都受了重伤。在来巴黎的途中，一名菲律宾探员向我们表示了对自己安全状况的担忧。在我们的要求之下，法国警方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菲律宾长驻。

在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才敢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对法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表示信任。调查工作的前半部分没有怎么涉及本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现在，预审已经接近尾声了，法兰西共和国不可能在三个最重要的嫌疑人缺席的前提下审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案件。而且，逃亡在外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还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足以把法兰西共和国毁灭20次”。 2001年2月2日，快到9点的时候，派驻菲律宾的法国警察小组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被逮捕了。当时，洛朗斯正在机场，准备前往巴勒莫，她的手机已经关机。雷诺则赶到雷恩和他的家人团聚去了，他每个周末都是这样过的。经过短暂的电话联系之后，我和雷诺都觉得，现在多一个人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我开始独自一人指挥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引渡回法国的有关工作——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法律和外交工程啊！开始的时候，政府建议派一架军用飞机去马尼拉，但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了，菲律宾的警官们害怕在此期间会出什么意外。

几十年以来，菲律宾的买官卖官和腐败现象就一直十分严重，其司法系统肯定也问题多多，反对势力很有可能通过拖延的方式来延缓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驱逐出境的时间。通过漫长而不确定的程序来引渡他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需要一架客机马上将西尔旺从菲律宾送回欧洲。我选择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航空公司和当地政府都同意推迟这架飞机的起飞时间，以便让罪犯和押解他的警察登机。这架飞机将在法兰克福停留一小会儿，我们计划让西尔旺和警官们在那里转机。然而，一名德国法官却要求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灰色资金问题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这可真让我们始料不及。我前前后后已经打了将近20个小时的电话，现在，我又必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两天之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终于在押解人员的陪同下抵达了巴黎。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段指挥引渡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小时我都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突然之间，我又找回了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的那种愉快感觉——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检察官们也曾有过一段非常愉快地合作。不过，当“预审闹剧”

开始之后，当我由于过于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而被妖魔化之后，这种愉快就不复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被捕是整个法国司法系统集体的胜利。不过，预审的日程安排又和庭审发生了冲突。埃尔夫案第一部分的庭审工作已经开始，因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既是庭审对象又是预审对象，这就让情况变得复杂了。在庭审检察官、法院副院长克洛德•纳凯的要求之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包括了巴黎法院所有的检察官——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决定在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连夜对他进行调查，然后把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庭审。如果让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直接接受庭审，他很有可能在陪审团面前故意缄默不语，以尽量推迟接受预审的时间。我们可不想冒羁押失效的风险（逮捕令只能将嫌疑人监禁24个小时，超出这个范围，嫌疑人就会自动重获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下令将嫌疑人暂时羁押。）。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穿越一条两旁都是哈哈镜的长廊——在节日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长廊。难道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们的角色和身体比例都发生了变化？

难道媒体对埃尔夫案件的疯狂报道已经让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紊乱？这一周里发生的所有事仿佛都经过了一个隐形棱镜的过滤，它们看上去不同寻常而又荒唐无比。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从机场押解到法院，警察局局长对半个巴黎实行了交通管制—— 如果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在押解途中逃脱的话，他的故事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更具传奇色彩，而这次抓捕行动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由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很晚才到达法院，而我又必须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的名单告诉他，因此他在我办公室里待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劳。在我之后，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和雷诺•范•伦贝克又分别对他进行了审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第二天，媒体又开始对我们大加指责，说我们在昨天晚上残酷折磨审讯对象，而人权问题也再一次被搬了出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团抗议说：“负责调查埃尔夫案的三名法官把这位老人呼来唤去……埃娃•若利让我们的当事人受到了某些非人道待遇。” 这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涉嫌挪用十多亿法郎的巨鳄，他已经在海外流亡多年。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的故事（被捕、被驱逐出境以及出庭受审）却俨然成了一出惨剧，而我们的调查小组则成了一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听任谎言越传越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