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5节 操纵（5）

预审闹剧 从另一方面讲，冲动可以引起一切可能的后果，那些最主要的嫌疑人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将某个人暂时羁押或者列为嫌疑对象，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污点。因此，社会肯定要想办法来洗清自己的污点，方法很简单：在公众面前将这个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受害人。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种“诉苦行动”也就越激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周都会出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些嫌疑人辩解，这些证据让人惊奇且专为嫌疑人量身定做，还带有一些晦涩难懂的加注和陈词滥调，让我们根本无法处理。除此之外，一些能言善辩的律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司法系统出现了偏差。尽管我的处境可能因为下面这句话变得更加糟糕，但我还是要说：那些最积极的揭发者往往也是这种偏差最忠实的维护者。 在这些用眼泪写成的辩护词中，什么事都混杂在了一起：嫌疑人已经有所悔悟，这显然是主题；嫌疑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一部血泪史；对调查本身的肯定，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它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推翻，并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公众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嫌疑犯所承受的痛苦上，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兴起真正的讨论。

仅凭一些先验的判断来指责媒体实在太容易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媒体的初衷毕竟是合理的。预审机密的保护对象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被调查的嫌疑人。在有些国家，嫌疑人背负的罪名是通过审理过程中的多个“窗口”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这样做也并不会被视为侵犯人权。如果案件涉及的利益非常重大（某个国有企业数十亿法郎的资金被人挪用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信息和民主自由自然就会要求调查透明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政界和知识界的人物就会对法官进行大肆攻击，而一些勇敢的记者也会站出来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们太孤独了。 不过，如果缺少明确的标准，“最坏”和“最好”是会混淆的。一个案子的调查进程中总会掺杂着毫无根据的非难、虚假的消息和人为挑起的事端。上任伊始，我就从没想过要理解媒体的行事逻辑。在搜查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可疑的公司曾往某些知名记者的账户上存入了数目可观的现金，而这些记者不是这样那样的主编就是所谓的反恐专家……一个案子的背后总会存在大量的交易。我曾以为《鸭鸣报》会对传媒腐败进行冷嘲热讽，但我错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媒体却颇善于将一条表面上看起来很次要的消息炒作成重大新闻。有一次，我和埃尔夫旗下一个国外分公司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这个人几乎只是顺带地对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的一个公司批评了几句。这次问询很晚才结束，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复印件。塞尔日•隆日尔将笔录原件放进了保险箱，只有他才知道密码。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世界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将笔录的主要内容登了出来。我本以为笔录放在那一堆厚重的金属里面是万无一失的，但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报纸上！也许安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隐秘麦克风让那些“隔墙耳”监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造成了这次消息外泄，也许法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被渗透而且有人侵入了书记官的电脑硬盘，也许我的这个问询对象在谈话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或是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坏事已经发生了。这张报纸一直卖到了当天晚上11点，而且这篇有关笔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补充内容。 看来，这次敌人想要操纵的是我。那个人昨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是故意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们的计谋。

以媒体为依托，他们希望把调查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也许是为了煽动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我们。 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棘手的案件中，保护预审机密显然是徒劳的。现在的媒体已经没有公正这个观念了，除了法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尊重公正这个信条。而且，将这部预审闹剧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恰恰也是媒体……公正观念的缺失是触目惊心的。翻开任何一篇有关预审的专门报道，你总会找到一段话和下面这个主题有关：“某些法官不合时宜地、可耻地泄漏了预审机密。这些法官站在聚光灯下时非常不习惯，但为了成名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