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4节 操纵（4）

“从部长的口中得知” 在法院之外，媒体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离谱，事实真相已经被花边新闻挤得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迪马案爆出一年之后，在“共和国的婊子”（译注：罗兰•迪马的情妇德维埃—荣古尔于1998年11月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共和国的婊子》。）和“爱的礼物”（译注：德维埃—荣古尔将自己用公款为罗兰•迪马买的几尊希腊雕像称为“爱的礼物”。）的掺和下，埃尔夫案在公众舆论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出可有可无的轻喜剧。预审进程的真实情况和媒体的有关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这种偏离现实的报道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预审机密的外泄让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但最根深蒂固，同时也最不公正的谣言居然是：泄密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此等中伤，我开始只是付之一笑，但当我意识到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和一些政府高层人物也相信了这个谣言之时，我确实感到害怕了。 在出席皮埃尔•特吕什——一位很有威望的法官，曾审理过克洛•巴尔比耶案——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我发现他只跟洛朗斯说话，并且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我觉得非常奇怪。

当我对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时，他非常冷淡地用了这样一个礼节性的句子作答： “我从司法部长的口中得知，您泄漏了预审的机密。”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个伤害实在太大了。随后，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 “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部长肯定被人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简短的谈话表明，我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位法官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巴黎郊区某个大法院的一名检察官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在每次审问结束之后都会将当天的审讯记录传真给《世界报》！随便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将这样的谣言击得粉碎。要要挟我很简单，只需用我办公室的名字作传真电头将某一条司法信息发给媒体就行了，这样的事我就不想再提了……不过我早就说过，我办公室的电话线确实被人控制了。另外，我的身边始终都有两名保镖，他们每天都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我这一天的行踪。这些警察只是做他们分内的事，而且我认为，我的日程安排很可能接下来就呈报到了内务部长那里。在这六年当中，政府高层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那些希望我下课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或监听）着我，等待着我出错。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难道我会去偷窃预审机密？

我有这么傻吗？谁会相信我有这么傻？ 然而，只需到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会知道，媒体在报道案件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就是法官，而法官往往又是唯一不能随便说话的人。虚构的东西经过不断的重复和细心的加工就会变得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世界佼佼者》中所写的那样：“370个谎言可以造就一个事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我还是要在本书中讲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哪怕它很快就会被谎言的大潮所淹没。 每个人私下里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预审机密的泄漏有时候会跟警方或政界有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泄漏机密的等级也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泄密都是和案件有关的某个律师同某个记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但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写出来，尤其是法官。当我在键盘上敲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害怕：也许秩序委员会又会跳出来指责我有偏袒行为并侵犯了某人的辩护权，也许人权联盟也会马上作出反应，甚至以宣扬野蛮和极权为由将我告上欧洲法院。我只是说出了事实的真相，相信那些所谓关注调查的记者也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

在每一次敏感的预审中，媒体和涉案公司间都会存在一种默契：以某些好处为交换，记者们在“恰当的时机”将手中的话筒对准某位和案件有关的律师，录下他为自己的当事人所做的辩护。这样的报道对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它不仅符合公司的战略需要，维护了公司的名誉，同时还间接地巩固了公司的地位。对于媒体来说，它们则可以通过发布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非常可靠，因为它们来自官方的调查——从这个公司得到好处。这种现象现在已经非常普遍。案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媒体和涉案公司的这种合作也以一种近乎机械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演。 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双方的这种合作还会更加默契，甚至会发生连带关系并直接用现款交易。在埃尔夫案的预审结束之后，我碰到了一位很有名的评论作家，他承认多年前埃尔夫公司曾以重金相诱请他为公司“说些好话”，但他拒绝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会拒绝，但谁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呢？ 埃尔夫案中被挪用的现金高达数亿法郎，它们都是被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装在箱子里直接由瑞士带出去的。

由此看来，媒体绝对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尽管这个话题是不能随便讨论的（西班牙著名记者，《日报16》前主编胡安•托马斯•德萨拉斯认为西班牙也存在类似情况：“整个社会都被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所左右。所谓的调查型新闻根本就不存在，隐秘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着信息传播，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只是它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见1994年7月22日的《国家报》））。 每个当事人都会把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展现给公众，而把另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小心地放在公众所看不见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夫案的预审机密当中可能有许多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但媒体却并没有将它们全部公之于众。某一天，我将这个案子中公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列了一张清单，结果惊奇地发现：媒体仅仅报道了其中的1/3，它们好像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