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2节 操纵（2）
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我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在调查埃尔夫案件之前，我和律师们一直因为“信仰法律”而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同时也是法国的传统——“信仰”这个词本身也具有“信任”的意思。要想预审进行得比较顺利，就必须和律师们搞好关系，尽管我们各负其责，但大家遵循的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对律师们作出了什么许诺，那我一定尽力去兑现。每做一个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律师们把案子摆开来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很信奉实用主义，这就为那些比较实际的律师提供了很大的行动空间。他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顽固的人，而且我对任何辩护手段都能够接受。 但埃尔夫案实在太大，参与到这个案子中间的律师有80多名，而且这些人都是些身经百战、精通刑法的高手。要和这么多人搞好关系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传媒对埃尔夫案件的报道有时候又比较恶毒，这不仅动摇了我们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也为一些冲动行为的繁衍提供了土壤。 巧合的是，罗兰•迪马的律师——他既是律师公会的前会长，又是秩序委员会的委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要求我们回避，原因是我们在调查中存在偏袒之嫌。难道律师公会对我们“义正辞言”的指责也符合他的某种利益？
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确信不疑：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对埃里克•图尔贡办公室进行的搜查也是合法的。当时还有两名律师公会的代表在场，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现在，我的这种确信却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不管面前的陷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都要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第二天，在一家外国媒体几名记者的邀请下，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断断续续的谈话。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每天都会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接受两到三次采访，并经常地接受一些政府内部的私人邀请，因为我知道，和外界交流观点和看法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天早上，我极力想让和我谈话的这群人明白，经济犯罪并不只是黑社会、赌场和夜总会，它孕育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的受益者都是些冠冕堂皇的人物。我还引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让•德马亚尔所著的《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斯托克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专家大都是研究洗钱和毒品生意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洗钱和毒品生意所赚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都流到了某些拥有稳固地位的外国律师的腰包里。
这些律师主要负责帮助犯罪分子建立掩人耳目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偷逃税建议和进行诉讼辩护。 我用了一句比较让人悲观的话来概括了自己的观点：“有洗钱，就肯定有律师参与其中。经济犯罪所得的15%都被律师拿走了。”我的这句话有些过火，“律师”这个词的打击面过大了。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如果秩序委员会的攻击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头脑，我可能就不会用律师而用银行家或别的什么来举例，不过估计引起的效果也差不多。我完全是无意识地在为自己辩护。这句话马上就被别的话淹没了，交谈持续了将近两小时。随后，我回到了办公室，什么也不再想。 当秋天的泥土开始腐败的时候，人们就说，花快开了，蘑菇快长出来了。就在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条快讯将我的这番谈话登了出来，它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几分钟之内，塞尔日•隆日尔收到了无数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的传真，紧接着，法新社也发表了充满愤慨的公告。 几个同事在我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神情相当慌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媒体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埃尔夫案件已经变成了一场肥皂剧：如果什么事也不发生，观众就会厌倦，所以媒体必须要弄点事出来。
现在，埃尔夫案件又出场了，就好像皮埃尔•拉扎雷夫的一贯原则所讲的那样：“一条消息加一个谎言就变成了两条消息……” 雪崩会不会平白无故地自然发生？某些人是否首先在暗地里干了一些肮脏勾当才能在今天享受我的失误？人权字典里的“抗争权”、“荣誉权”和“原则”等所有词语是否都可以被用来攻击我？（1999年4月14日的《新观察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向埃娃•若利开火》）我将对真正的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因为我本不应该受到如此纷繁的谴责：司法部长指责我的讲话是“具有攻击性且令人遗憾的”，罗兰•迪马的律师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而全国律师会长会议主席更是表情冰冷地指出：“司法系统有慢慢滑向极权的危险”…… 到后来，一些极度荒谬的攻击行为也开始出现了。4月6日，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团以“擅闯他人住宅”、“侵犯他人通信隐私”和“阻碍执法”为由直接将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告上了法庭。
4月7日，秩序委员会致函司法部长，要求她指示全国法官最高委员会对我进行处罚，因为我的谈话“在本质上表现出了一种和法官的审判职责完全不相容的显失公正”。同时，他们还半遮半掩地表示，在迪马一案的调查中，我应该回避。秩序委员会还委派人权联盟前主席亨利•勒克莱尔担任他们的代表，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根据《司法组织法》第781条的有关规定，政府应该“弥补司法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秩序委员会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发现搜查行动的缺陷”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扑救措施。（见1999年4月4日的《法院报》））。 现在，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她对我说：“毫无疑问，埃娃，你必须否认曾说过这些话。” “这是现在我唯一不可能做的事。我的确说过这番话。尽管当时我有些冲动，但我的确说了，有三十个人可以作证。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解释说有人篡改了我的谈话。我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过于悲观地估计了她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件事已经将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完全可以终结同我的合作，转而加入“大部队的阵营”
，整个法院都将为她鼓掌。如果善于审时度势的她脸皮能够再厚一点，她完全可以将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完全承担下来，因为政府高层或许早就想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了。然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和我并肩作战，她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她甚至帮助我用外交辞令给秩序委员会写了一封解释信，在多名高级法官的联合斡旋下，后者终于让这种紧张局势慢慢缓和了下来（许多律师工会都对秩序委员会的批评提出了反对意见，它们认为秩序委员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阻挠针对某些共和国高官，尤其是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调查工作”。秩序委员会最后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批评。埃里克•图尔贡后来又提起了上诉，但没有任何结果。2001年1月14日，这场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到山里去待上三天，以便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息——很早以前我们就有这个打算了。一个朋友将他的山间别墅借给了我们。在此期间，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发39度的高烧。她丈夫当时就在巴黎，可她却拒绝中途回去，硬是和我一起完成了900公里的汽车旅行。她不希望法院里出现任何有关我们不和的谣言。 我错了。她一直和我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