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1节 操纵（1）

1999年初，调查结束了——至少在大的方面调查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对整个埃尔夫案件的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挪用的数十亿法郎的去向以及大部分的灰色资金流动情况都已经被我们掌握。我们还委托了日内瓦一位名叫保罗•佩罗丹的法官调查这些嫌疑人在瑞士开设的银行账户，他将把这一大堆乱纷纷的账户挨个理清：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瑞士那边的最后结果。另外，我们还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附带地调查了一下迪马和德维耶—荣古尔大肆挥霍公款的有关情况。伸张正义的机器已经启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 除非反对势力发起真正的冲锋。 经过了三年的直接恐吓之后（“遗忘”在桌上的那把左轮手枪只是这部恐吓乐章中的一个延长号），那些不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的人突然决定改变战略。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战略”即将破产。尽管威胁非常可怕，但我们调查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影响力上做文章。我们对这一招还没有任何防范。他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几天之后，压力就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1999年1月26日对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进行的普通搜查开始的。埃里克•图尔贡曾是一名税务观察员，后来又成为了税务顾问，他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提供服务。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对我们私自闯入他当事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埃里克•图尔贡也不断地对外界编造一些想当然的谎言，一会儿说我搜查了他秘书的手提包，一会儿又说我拿走了他的电脑——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这样的事我已经见惯不怪了。它们是狂风，我则是磐石，风过处，磐石纹丝不动。发表了整整两天的挑衅言论之后，埃里克•图尔贡和他的同伙终于安静了下来。 3月17日，迪马案又被翻了出来。有关迪马案的调查工作早在1998年12月就停止了，但由于最近出现了一些指控罗兰•迪马的新证据（克里斯蒂纳•德维耶—荣古尔坚持要将手里掌握的新证据交给司法机关。），我们又必须重新调查。

迪马的情妇曾用埃尔夫公司的钱在一次拍卖会上为他买了几尊石雕希腊神像，迫于媒体的压力，罗兰•迪马决定向国家宪法委员会“提出辞呈”。 迪马刚提出辞职，一些隐秘势力马上开始采取行动，它们在暗地里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同盟。十五天之后，“埃里克•图尔贡事件”变戏法般地突然蹦了出来。1999年4月1日，巴黎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在一份简明的公告中宣布，它将对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进行起诉，原因是我们在搜查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时涉嫌侵犯公民的职业秘密和辩护权。 这简直就是雅尔纳克式的一击（雅尔纳克•居伊•沙博（1509年—1584年），法国海军中尉，海军上将菲利普•德沙博之侄。在1547年的一次决斗中，他在最后时刻用出其不意的一击打败了对手。后多用雅尔纳克式的一击来指代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 对于一名法官来说，没有什么指责比偏袒或侵犯公民的辩护权更严重了。当这种指责来自律师公会时，事情就更显得与众不同。自那之后，一位法院院长以“维护司法的严肃性”

为由要求一名预审法官回避就成为了可能，即使这名法官没有犯任何错误。 针对我们的攻击是不公正的，但有人在背后很小心地操控它。在陈述事实的报告中，秩序委员会别有用心地将这名税务顾问——他被描述成一个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人——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辩护律师——他则被描述成一个因为得到法律保护而没有受到任何调查的人——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对比。报告所采用的措辞相当严肃，这就更让人觉得我们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