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饥馑年代的跋涉(1)
荒唐的一幕：初中生划“右派” 从1957年到1963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这段时期，我经历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的不平常时代。可以说，从这时起，我开始真正进入了一个磨炼灵魂的时代。 从“反右”风雨开始的无端折磨，到饥荒时代目睹体验的惊心动魄的哀痛……这一些经历，许许多多从那段历史走过的人大多都有形形色色的故事。 前文说过，出生的当天我差点被日本鬼子的装甲车给“震”死，这是我“人之初”时遭遇的第一次“鬼门关”，而在“三面红旗”战歌高唱的年代里，我又接二连三地遭遇“鬼门关”：一次在激浪中差点被洪水冲走，成为水中冤魂；另一次是考大学之后，徒步百里还乡，因为身患疾病，差点在荒郊倒毙（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两次）。 这两次在地狱前走一遭的险遇还不算是最刻骨铭心的，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生命对我不重要。在那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一旦“死”落到你头上，你更多的感受反而是麻木不仁，而“死”的阴影一旦被摆脱，人也不会有太侥幸的感觉。因为生存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人的精力反而被耗费在这些生存的难题上面去了。所以说，“差点淹死”呀、“差点病死”
呀——这类事情在我的感受中反而很寻常，毕竟，我是活下来了。 到了后来，我真的身系牢狱之后，我一方面回想先贤、名人的事迹来给自己打气，一方面，在夜深人静的看守所里，当内心备受煎熬夜不能寐的时候，年轻时长途跋涉的经历的情景会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4年洪水后的饥荒，我第一次离家出走，随父亲上保定投奔城里做保姆的母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比大百尺村更加广阔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和“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母亲的病借钱抓药走几十里地，深夜遇“鬼”，吓得差点灵魂出窍；大炼钢铁时和同学们“远征”太行山，经历了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个个像个叫花子般无功而返；从保定二中怀揣着18斤粮票，走百余里路回家去救我那饿得要死的父亲；上学、高考、取证明、拿户口，一次次奔走在保定至大百尺村的公路和郊野土路上…… 一个人一生中要走的路，是不计其数的；每个人对走路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北方老话叫“一条道走到黑”，这是指人生之路而言的。
我的最大感受是：年轻时日夜兼程走过的公路、土路，到走向社会人生之路，虽然在含义上有的不同，但有一点道理是相同的，那就是：你所选择的道，你就必须走下去。哪怕有鬼魅挡道、哪怕走了一段突然发现没有了道，你也得想办法闯过去，咬着牙都得走过去。 我曾经有一次差点没走下去的险遇：当我拖着病躯走了将近30华里，饥饿和高烧几乎把我打败了，我浑身软绵绵地倒在荒凉的野地里，心里绝望地说：完了，完了，这下总算熬不过去了。歇了吧，歇了吧……那次我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我还是挺过来了，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目的地。本来真的是“走到黑”，结果峰回路转，让我闯过了这一关。 某种意义上，我骨子里的这一点坚韧是“走”出来的，就靠着这一点困苦年代磨炼出来的坚韧，我不仅有了“走到黑”的勇气，更有了“走到天明”的信心。 说起来，今天的许多人会感到匪夷所思。反右运动，竟出现了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荒唐闹剧，然而，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发生在蠡县反右运动中的真实事情。 当时的我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也不甚清楚。偶尔会听到乡亲议论，“城里又肃反了”，“在整右派呢”——农民也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一听“反右”
以为又是“肃反”。 我们开始感到这场运动来头不小，我们的4个老师全部撤出，到城里参加清理右派的工作，大百尺村小学没有了师资，就派县师范的学生来顶上。 我们的汪校长被教育局叫去，有这么一番对话。 教育局长：“你们一共4位老师，这回就给你1名右派指标。” 汪校长：“那划什么人呢？” 教育局长：“我们的意见，划陈巨川吧。” 汪校长：“陈巨川老师尽管是黄埔军校毕业，但没打过仗，平常很老实，话都不多说，怎么划陈巨川右派呢？” 教育局长：“那你说划谁？” 汪校长：“划王运昌。” 教育局长：“为什么？” 汪校长接着列出了一大堆理由。 而实际情况是，汪校长和王老师有些私人矛盾。 王老师他当年已近60岁，我们背地里管他叫“王老头老师”，王老师在民国二十几年就开始教书，是我们学校资历最老的老师，他的女儿王顺资就在我们班上，成绩很好，人长得也很漂亮——汪校长为什么主张划王运昌老师当右派呢？因为王老师资历老，平时不大看得起汪校长。所以既然有了右派指标，汪校长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指标给了王运昌老师。 教育局长说：“那好，就划王运昌。
你赶快回去把王运昌的材料整一整，报到教育局来。” 汪校长：“不用整什么资料，他今年登录学生成绩表时，把学生的分数抄错了一个，就凭这件事，划他右派不冤！” 教育局长：“好，就这么定了，王运昌右派！” 好家伙，这是多么荒唐的理由！不小心抄错了分，就成为划右派的依据！ 王运昌老师一划右派，这下可惨了，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降到了50块，在困难年代他又被逼着退了职，揣着800元退职遣返费回了农村老家，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鸡蛋都要5毛一个，这笔钱折腾不了几天就净了。王老师回农村后，又挣不了工分，找政府救济，政府每个月给他8块钱。王老师的下半生过得很惨，自己本人也从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民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王老师被划右派，他女儿顺姿几天没来学校，我们还没有特别在意。时间一长，我觉得不对劲了：“咦，顺姿怎么好长时间不来了？”一打听，这才知道，心高气傲的王顺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先是大病一场，后来索性退学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顺姿是在1967年春节，那阵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得知顺姿嫁人的事，看到了她的那位喝醉了的丈夫——一个相貌平平，身材比顺姿还矮不少的长得像中年男子的“新郎倌儿”。
我们几位同学都替顺姿感到惋惜：本来顺姿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的：她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又好，按我们的分析，如果没有那一场变故，她考上清华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风华正茂的顺姿只能选择了自我湮灭，模样姣好的她甚至连找对象都成问题，谁敢轻易娶一个右派的姑娘进门呀？用《红楼梦》上的一句诗“竹篱青舍自甘心”来形容顺姿的命运，那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顺姿的坎坷人生只是当时千百万因政治运动而改变了命运的事例中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