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7)

那个年代正轰轰烈烈地搞合作化，村干部干涉我妹妹的读书，自然有他们的理由。 村里的那位女团支书临走时还嚷了一句：“考上了也不让你上！” 允萍当时没有多想，心想我学习好，一定能考上，我上学读书，这是我的权利，你村干部凭什么干涉？ 殊不料，那句“考上了也不让你上”还真不是说说而已。到村学校发榜那一天，允萍挤在人堆里一看就傻眼了：榜上没有她的名字！ 允萍回家找我这个当哥的诉委屈。 我问：“你答错了几道题呀？” 允萍摇摇头：“那些题我基本上都答对了，我看了名单，好多比我考的差的同学都被录取了，不是成绩的原因，肯定是村干部不让我上。”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连夜去找我信任的汪校长。 听完了我反映的情况，汪校长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眉头越锁越紧，天真的我还以为事情有希望了呢。殊不料汪校长眼一瞪，做了个严厉的手势：“我知道，你是抱着对村干部满肚子意见来找我的——你就是对村干部不满！” 这种话语在今天听上去，只是一种平常的指责，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话却蕴含着一种特别严重的信息。言外之意，如果你“对党有意见”，那就可以定你一个“反党”

；推而论之，你对党的一级干部表示不满——哪怕是基层政权的村干部，那你至少算得上“思想落后”，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就是“思想反动”！ 这决不是我的臆猜，校长的原话就是如此：“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村干部有意见？我看你这个学生就是思想有严重的问题，你就是思想反动！”他滔滔不绝、唾沫横飞，话也越来越难听：“你郭光允算个屁呀？你胆大包天，竟然痴心妄想想查卷子？你没有这个资格！” …… 我被骂得晕头转向，怀着一肚子的愤懑和忧惧走出校长办公室。 那个年代的我，不可能有什么“民主”、什么“维权”的意识，只是天真地想帮妹妹讨还一个公平：为什么分数低的人反而被录取了，而分数高的人却因为村干部的一句话而失去上学的机会？这种正当的也是正常的反映情况，怎么会在他一个老革命的心目中变成“思想有严重问题”、“反动”呢？我不解，我委屈，我愤懑，我消沉…… 人生第一次“暴露思想”，便遭到劈头盖脸的痛斥，使我深切地感到：以前我把这个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不仅我的大妹妹，就连我的小妹妹，由于村干部的横加干预，统统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我为妹妹讨还公道的努力，不仅没能够达到目的，而且连带我本人在校长和某些干部的心目中，也被归于“另类”，归于那种有危险苗头的、需要加以防范的一类人。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境遇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校长眼前的红人”沦落到一个不再被信任的“问题学生”。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仔细观察你就会感觉到虽然没有人明着斗你、整你，但一种拒你于五服之外的冷漠感取代了以前的友爱、融洽的气氛。这是一种让人感到更阴冷的排挤和防范，是酷爱自由的我所无法忍受的。 入团和我无缘。 积极分子开会搞活动没我的份。 直到我们学校出现划“学生右派”的荒唐闹剧，所有的人都认定：这次“划右”，首当其冲者非郭光允莫属。那个时候，我度过了一段忧惧交加、风雨飘零的艰难日子。 这种无形与有形的钳制与排挤甚至影响到我上大学填志愿：村里的一纸“情况介绍”，使我变成了一个学习专业受严格限制的“另类”学生，这是后话，以后还会提到。 然而，这种人生上的打击并没有影响我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在班级上，我还是那个勤奋学习、乐于助人、有说有笑的郭光允。

我自幼身体不好，每早起来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肚子疼，经常发烧感冒（而且从不吃药打针，让疾病自生自灭），同学们都笑称我为“迟到大王”。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我们这个大集体大家庭火热的生活之中。我在同学当中的人缘很好，不管是在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中，我的威信都相当高。我有幸在以后的反右斗争中逃过一劫，跟这个集体中真诚的友爱和同学的暗中相助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