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3)

1954年的灾荒 读小学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但是并没有因为我具有了学生身份就摆脱了生活的负担。 种地、打柴、推磨碾粮食、烧火、照顾弟妹，依旧是我课余之后必做的事情。 那个年代农民维持一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如果遇到天灾，对老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1954年发大水，在我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那个时候，我们地区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庄稼都淹在了地里，大人们整天愁眉不展：“今年的收成完了，又没饭吃了！” 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天晚上，乡亲们奔走相告：猪龙河要决口了，准备逃命吧！ 猪龙河在我们村南边，小说《红旗谱》曾写到这条河。这条河真要决口了，对我们村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 那个晚上，全村的人都不敢睡觉，彻夜坐在家里，随时待变。 雨声、水声、风声，那种恐怖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令我终生难忘。 我和弟妹们坐在屋里，全都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 大水进村啦！……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院外狂喊乱叫。 呼啸声由远而近，听上去真是骇人。 我不能确切描述当时的感受，只记得奔走在水中时，四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只看到水一个劲在涨。完了，完了！

这下可怎么办？这种恐惧的感受没有维持多久，水势又变得平稳了，后来又哗哗流出了村子。 大水只是在我们村里“过”了一下。 后来听长辈说，猪龙河横溢四野，然而白洋淀是个天然蓄水池，因此洪水只是肆虐一时，最后被白洋淀“收编”了。 洪水虽没有毁灭村庄、夺走性命，可造成了庄稼颗粒无收。 天明的时候，乡亲们看着被洪水冲毁的田垄和东倒西歪的庄稼，那种凄凉的表情和绝望的呼天喊地声，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 在我记忆中，全家的第一次生离死别就发生在那一次饥荒之后。 地也荒了，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春种的种籽农具也没有着落，没有办法可想，母亲决定去保定找事做。 永远无法忘记母亲离家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场面。小妹妹们牵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奶奶和我也哭个不停，想到那种凄惶、悲哀，今天提起笔写来都难以自抑！母亲是一个不太容易在儿女面前动感情的人，因为她养育的儿女太多，整日价灰头土脸地带拖着全家七八张嘴，已经是够遭罪的了。也无暇在儿女面前流露更多的温情。母亲惟一一次为我哭，就是得知我饿了两天饭之后。那是一次母亲回娘家，忘了给我留吃的。我也不哭不闹，一个人在屋里，倒在一口黑柜子上闷头大睡了两天。

母亲回家后，为这件事哭了——作为一个成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动妇女，平时的母亲甚至显得有些“忍”，我的妹妹8个月，母亲无奈地狠心地给她“掐”了奶。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母爱的表达，只能是坚忍、奋斗、苦干、无奈。然而，1954年母亲离家远行，全家爆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感情，那种难舍难分的伤心和悲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是一种难以用文学语言描摹的人间至爱，虽然浸润了太多的苦难。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最珍贵最真切的爱。 母亲去保定，找到了一个做保姆的活，主人是一个军官（我们叫他“大营长”），主妇是一位省建材局的干部，名叫刘佳玉，当年24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母亲每月挣18块钱，刨去吃饭花掉五六块，能剩下十来块。母亲决定存下这笔钱，待开春的时候置办农具、种子，运气好的话，这钱还可以买到1/4头牛。 母亲在保定做保姆，使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到当时的省会保定“游历”一趟。 我和父亲足足走了一百多里去保定看我母亲。一路上父亲给我讲着家史，讲我的做医生的老爷爷是怎样的和善，医术是怎样的高明，怎样得到乡民的尊敬；给我讲述他的外祖父是我们村拳房的教练，武术是何等高明。

父亲给我讲了一路，几乎家族及亲戚的事讲了一个遍，我非常高兴，也懂了许多道理，初悟做人的艰难。 这一次远行，我享用了人生第一顿最美好的饭食——路途中饥肠辘辘，父亲第一次带我进小饭铺吃饭，父子俩花了2毛5分钱买了4小两（合今天的125克）烩饼，虽然绝不能吃饱，但毕竟是第一次吃到用猪油烹出的美食呀！为此，还遭了掌柜的白眼，掌柜的扯着嗓门奚落道：“两个人吃一小盘炒饼？一个人起码能吃三大盘！啧啧！这爷俩也太抠门了吧？” 我第一次来到了省会，可开眼了！大楼房、大马路、电灯、汽车……人世间竟有这般的热闹地面！我们那个大百尺村的集市再热闹，也不能跟保定的一条马路相比呀！ 然而这样一个显赫地面，实在不是我们这种乡巴佬能待的地方，父亲和我穿得像个叫花子，看着城里的西洋景，只有缩头缩脑茫然无措的份。父亲还妄想着做点小买卖——从铁路西买一挑大白菜，到保定东市区去贩卖，累得半死，每天只能赚几毛钱，后来索性不干了。 回乡时，我走的是大公路——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公路，从保定到高阳，再返回大百尺村。为什么要选择走公路呢？身为乡下人的父亲打着一个狡黠的小算盘：兴许我们可以爬汽车返回老家呢。

每当大汽车轰鸣着驶过，父亲就喊：“光允，快！”可是我那瘦弱的小身子骨哪里追得上汽车呢？我当年满12岁，可是个头只有同龄儿童的一半高。追汽车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看着我的狼狈相，也不禁苦笑。想起来当时的举动，那实在是无知，就算爬上汽车，又能占到什么便宜呢？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呀。 母亲在保定做保姆的时间没多久，初春又回到了大百尺村。 母亲辞活的原因，除了不太适应城市生活之外，跟她骨子里的倔强也有关系，这种倔强的性格，也许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为什么我从初中开始屡遭挫折，回想起来，跟这种“拧”劲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