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2）

随即就到了2001年，我想我不能老是待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儿饼啊，于是决定再去北京上访。 2002年7月，我以老伴的名义又写了份申诉报告，想办法托人交给了尉建行书记的秘书。尉书记接到秘书的电话后说，郭光允的信给我留下来！尉书记看到我的案子又一拖就是3年，对河北省某些干部出尔反尔的行径很气愤，打电话给中纪委指示我的案子“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借着处理李真案件的东风，我的案子又有了有限的进展。 2003年1月的一天，我得知了一个消息：刚刚卸任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已经于当夜离开了石家庄，走时的场面非常冷清，气氛异样。事实上，不仅是送行的人，就连程维高本人也心知肚明：此时，李真、吴庆五案已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各家新闻媒体已在不点名地批评、指责这位河北省“主要负责人”。他离开时的心情，我非有超常能力的人，不能妄自揣度，但想来也应是五味杂陈的吧。我也不知他从飞机舷窗外望着这片他经营了13年之久的燕赵大地的夜景时，心中充斥的是怨？是恨？还是挥之不去的惆怅？ 搬开了程这个最大的阻碍之后，我的冤案的解决很明显地加快了进度。我注意到，虽然媒体尚未公开谈论“9·26”

冤案，但程维高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网络和海外媒体公开猜测与谈论的对象。 2003年2月份，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落实尉书记的批示。2月13日，我和老伴接到市直机关工委的电话请我们过去，当面“商议”一下为我平反的问题。请注意，不是“宣布”，而是“商议”。想必市里的同志也估计不准，承受了8年之久的刑讯、打压、冷落、白眼的郭光允，是不是已被生活折磨得性情古怪，难以沟通了！ 我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衣服，跟老伴前往市政府。 这时，读者一定会猜想，这场面肯定是隆重、悲喜交加、哭声震天的，一定是……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没有任何“重放的鲜花”，甚至没有意味深长的握手和泣不成声的抒情。8年了！一个人生命中能有几个8年？一切怨尤都被磨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我和老伴带着这个心情基调去的，所以平反的场面有些冷冰冰、不太自然，双方甚至还互相存有一些戒备心理（这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测）。 市直机关工委的一个同志简洁、快速地给我宣布了决定，并代表党组织向我正式道歉，明确宣布：“以前搞你这个案子是搞错了，这一次彻底为你平反，不留‘尾巴’。”

接着又说：“郭光允同志，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给组织提出来，我们设法转上去。” 然后是一阵沉默。 我吸了一口气，语调清晰、有条不紊地简单地提出了我的五条要求： 一、 我的检举行为河北省委应有正式的文件予以确认； 二、 恢复并给予我合适的行政待遇； 三、 落实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四、 消除影响，销毁家人和朋友的黑材料，归还抄家时拿走的东西； 五、 报销16年的医药费。 他们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答应“会考虑解决”我提出的要求。我猜想，这几位同志一定有点失望：为什么郭光允没有表现出一个高姿态，反而还给党提条件？ 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认为我揭发、检举的使命已经完成。我自己揣度我的身体状况，在世之日恐怕不多了。我也不能向时间索还什么了，我只能依托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给我应有的补偿。 这也许是个不太“高风亮节”的结尾。至今，河北省的一些同志对我还颇有微词。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权利意识，这是一种现代公民所应该具有的观念。我这样做的感情动因是我为生命的折耗感到悲伤。我这样做的理智基础是我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非正常”之后想求一个“正常”

。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希望党组织给我的特殊贡献予以肯定，而不仅仅是媒体的肯定。 我了解到，省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已表示一定给我解决问题，满足我的5条要求。所以我至今为止，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不是以轰轰烈烈的“告状”来给我的人生划上句号。 某种意义上，对于求索“正义”“正常”而言，这一次宣布平反不是终结，而是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