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1）

我沉默着，尽量地压制愤怒的情绪。见我还没反应，杨益铭继续说：“好了，你就按照我的意见办吧。你现在回去写，写完了把原件交给我，我再转给程维高书记，复印件我留着。” 他倒是快人快语，这一点比许多拖着不办的干部倒强了不少。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说：“杨主任，我想说的是，我郭光允一个穷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有原则的。违反原则的事我做不来。” 他闻言生气地直摇头，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哎，我说老郭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不可理喻了啊！中央和省里的领导对你都已经是关怀备至、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算了，我的问题先那样搁着吧，那样的道歉信我写不好。抱歉，打扰您了。再见，杨主任。”说完我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这位“聪明”的杨主任自己的下场也不太美好：他利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先后收受或索要款物折合人民币达100余万元。2002年8月30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我想，那个时候他再“鼓捣”程维高也没用了吧。

回到家，老伴听我讲完找杨益铭的遭遇后，这次倒没有怪我，给我泡了杯茶，低头想了一会儿，说：“老郭，吃完晚饭我去收拾东西，明天咱俩上北京。” 1月15日，我和老伴收拾好行囊，再次进京上访。 “正式”平反：并非故事的高潮 1999年成克杰和2000年胡长清的接连落网在很大程度上也鼓舞了我和老伴，让我们看到了党中央、中纪委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平反的希望。 这时刘善祥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份报告寄给他，他批示意见以后转交给中央新派到省里的一位领导。我的报告写了3页纸，后来在一次通电话的时候，刘书记的老伴告诉我，尽管刘书记很清楚我的案子，他看我的报告的时候还是气得手直哆嗦。 可惜这个新来的领导同样是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却将我的案子置之不理，一拖就是两年多。 知道这件事后我自嘲地对老伴说，我这个人是不是长了一张晦气脸，让人望而生厌啊？还是这个世道不对劲呢？怎么我碰到的干部一个是这样的，两个也是这个样子？我这霉运什么时候才到头哇。 我和老伴都被这些人弄得身心俱疲。

一向善于言辞的老伴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或者以一句“好事多磨”来安慰我。我知道，她绝不是在塞责我，她心里和我一样明白，我们这样的平民在面对傲慢、低效、冷漠的办事作风时是多么的渺小、孤独、无助！ 一条正正当当求真求善的路为什么就这么难走呢？ 党的十六大文件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上了日程， 而反观我们一些腐败官员如程维高、李山林之流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政方式和办事作风都是突破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法制生活中“人性”要求的底限的！工作时搞“一言堂”，索贿受贿，徇私舞弊，侮辱下级；工作出现问题，有人检举时，更是以手中的权力调动专政力量，残酷迫害、报复甚至殴打、暗害检举人员，草菅人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在这些人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他们处置一个老百姓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毫不在乎，可以说，他们连最起码的人性都不具备。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成克杰到慕绥新，一个个高级领导人的落马已经深刻地证明了这一名言。

程维高之所以能动用那么庞大的专政力量来整治我们，就是依靠他手中几乎受不到任何有效制约的权力和他利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力编织的庞杂关系网来发号施令的。 有人说：8年！打败小日本也只用了8年啊！现在，我们却要花费8年的时间才能扳倒一个腐败的省级干部！ 2000年11月，中纪委在前方办理李真案件的第一副组长张×（组长是刘丽英同志）被“双规”了。因为他包庇李真，故意拖延办案时间，企图让很多有时效限制的法律文书、文件自动失效，以达到帮助李真脱罪的目的。不料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没有帮上李真多大忙，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接着中纪委又派了一个刘副组长来办理案件，案件的进展才顺利了一点。这段时间，我在感叹自己命途多舛之余，只有待在家里慢慢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