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8）

无论是劳动教养决定书，还是复查结论，都是严肃的国家行政文书。而遗憾的是，他们竟然把这些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书当做交易品来讨价还价。这种事，我是不能做的，我更不能向程维高低头！ 一转眼到了8月底，“三讲”巡视组要回去了。很多老同志极力挽留：“你们这一走，河北又要开始乱了。”阴法唐同志和巡视组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工作布置下去再走。这样，原定8月27日的返京计划改到31日了。 现在想想，这也真是河北的悲哀啊！巡视组走了以后，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来管河北省呢？那样的话，河北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那时我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是怎样的险恶和尴尬，所以才“屡教不改”。人说五十就知天命，而我呢，都快60岁了还这么不懂人情世故，遑论达到“六十而耳顺”的精神境界呢。看看自己贫困的身世，羸弱的病体，还有这执著到顽固的思想，倒越看越像小说里的堂·吉诃德了。我揭发程维高，就是堂·吉诃德手持长矛挑战“风车巨人”的现代中国版吧。不过，不同的是，我周围还有无数的正义的人、无数的老百姓在关注着我、支撑着我，我不感到孤独。

而程维高却于1999年9月在河北省省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以下简称省级领导)“三讲”教育结束后，写了一份题为《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共75页，洋洋洒洒约35000字。报告中指出，因为河北本身“情况比较复杂”和以阴法唐政委为首的中央“三讲”巡视组在我的案件及相关问题上存在“左倾思维与先入为主的派性框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过去的那种‘大民主’”，从而导致河北的这次“三讲”教育“陷入了政治误区”，“被人塞了私货”，“很不成功”。 …… 我看了这个颠倒黑白的报告，只有徒呼奈何。 程维高总是用一个又一个更大的错误试图去弥补原来的错误，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三讲”巡视组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实在是极不明智的，是非常卑劣的。 这个时候程维高似乎在赌博，只要赌赢了，就能终老此生，家里世世代代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过上奢华的日子，保住高贵的社会地位。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会赌输。 尉建行书记于1999年5月批示了我的案子，要求解决，但是河北省有关部门顶住不办，认为我“捏造事实、中伤他人”。

案子拖到暑期后，尉书记通过刘善祥书记了解到了案子的进展情况。 时逢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尉书记对河北省的领导们谈话时，询问了我的事情。其中一个领导立刻很坚决地说：“尉书记您放心，郭光允同志的事您不用亲自操心了，我们原来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保证给他解决，让郭光允同志满意，让您放心！” 很遗憾，这个同志可是一回河北就把在尉书记面前说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还再次勒令我写检讨，并要给我党内警告处分！ 我说过，在本书里，你会看到一个个走马灯式表演的不幸灵魂。 关于这位负责同志，我要写上一段“闲笔”。他在从政的早年曾遇到过一些麻烦，是当时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帮了他，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 本来他一直是对老书记邢崇智感激涕零的，然而程维高来河北以后，这位同志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演了另一出“好戏”。 程维高脾气火爆，处事为人都很情绪化。在南京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其脾气之大很多人已有耳闻，下属们人人惧他三分。到了河南省，又与河南省委书记闹不团结。来了河北以后依然故我，因此与省委书记邢崇智关系很僵。 据李真称，这位领导同志跑到程维高家里，便立即开始哭诉。

第一句话就是“我被邢崇智害苦了！” 连李真自己都奇怪，邢崇智什么时候“害”过他？ 可程维高却大为高兴：哦？是反邢崇智的？重用！程维高很高兴找着一个新的棋子了——在和对头邢崇智的明争暗斗中，能多争取一颗棋子也不错。 这位同志从此就官运亨通起来，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说“我被程维高害得好惨”之类的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