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7）

我曾经想“求小同存大异” 如果把后8年的故事看成在天亮前的黑暗中逐渐找到方向、迎接光明的历程，那么前8年的建委风云，实在是个不够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里面，我扮演着一个不舒心的角色，我不但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李山林的问题，揭发他的犯罪行为，相反，我还把不少精力用在洗刷自己，写辩诬材料，把时间耗在对付询问上。在一般读者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个精彩的“反腐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实在是个很窝囊的经历。 1993年，我查出食道出了肿块。当时跑了很多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省三院、市中医院都去了。当时我去铁路医院做钡餐检查，结果出现了可怕的现象：喝下去之后到达咽喉部位和食道口就给挡住了。给我做钡餐检查的那位年轻大夫当时就吓得出了一身汗。大夫一个劲的摇头，劝我无论如何得彻底查一查，别闹出食道癌什么的，那可就麻烦了。 我这个身体确实是不争气，年轻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冒发烧，60年代我考上大学时到保定二中领大学录取通知书，走了百余里地，实在挺不住了，就在一个草坡上躺下来等死，年纪轻轻就有了濒死心境的体验。那时不感到特别害怕，不知道是麻木呢，还是宁静的恬然。

说来也挺奇怪，年轻时倒对“死”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上了年纪了，当医生暗示我有可能患的是食道癌时，我却无法安之若素，变得有几分恐惧了！在我去医院检查的路上，脸憋得通红，情绪十分激动。这就交代了？这就消亡了？还有多长的存活时间，一年半？一年？半年？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哪！如果我这么就去了，留给后人的评价会是什么呢？一个老是陷在单位是非里不能自拔的郭光允？一个背负了“清查对象”名声的倒霉蛋？ 当时我就很紧张，跟人家斗争，生命却只有一年半载的时间了，该安排后事了。好多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动不了手术。和平医院的冯医生是河北最好的胃镜专家，他也皱着眉头嘀咕，更让我心惊肉跳。和平医院让我观察治疗。我小弟弟是学医的，医术挺好，当时我母亲也是长了个瘤，我小弟弟给治疗的，一直活到了83岁。后来就是他一直给我治疗的。当时病到这个程度了，一切都灰心了。跟人家抗争，也没身体本钱了。这就等于宣告我失败了。当时跟李山林抗争的另两个同志已经死了，一个是建委副主任，一个是城建局副局长，一个58岁，一个48岁。当时那位副局长还曾经说，他这么整人，捞不到什么好结果。但是他也没坚持下去，他有思想包袱。

我曾劝他也去找市委领导说说李山林的情况。他说他不敢去，他担心：“去了以后人家再说我，误解我呢？”他有思想包袱，还想升官，怕丢官。受了冤气也不敢说，都憋在心里。 坦率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软弱的时候。我头一次思考“值”与“不值”的问题，我并非纪检干部，李山林神神鬼鬼的那些事情，又干我何事？郭光允啊，你的父辈祖辈安分守己，用一个“忍”字来支撑自己卑微的生命，你为什么就不能隐忍呢？ 因为这种矛盾更多的表象不是正与邪、光明与黑暗的截然对立，而是琐琐碎碎、叽叽喳喳的。你的奔走、呼吁，也许你自己认为是正义的、悲壮的，但在“明智人士”的眼中，却是不值的。再加上权力、地位的严重不对称，小人物的举动显得徒劳、笨拙，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应付，所以，前8年我的形象就是这么一个无奈的形象：不是弓着腰受询问，就是在监察局按手印；不是被主管市长当面臊个大红脸，就是递信给纪委书记时，人家拂袖而去，我的手停在半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