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6）

接下来，发生了更可笑的一幕： 那是1990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市郊的一个矿区参加联谊活动。半夜，我老伴打电话找到我，急得不得了，让我无论如何连夜赶回石家庄。 “什么事那么急？”我有点不高兴，“抄家了还是怎么着？” “监察局的人找你好几次了，看那阵势，不掘地三尺把你挖出来决不罢休！闹得全家人为你担惊受怕的！ ” “怕什么？”我不以为然，“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不理他们！” 老伴骂我：“我看你才是不知死的鬼！人家天天这么整你，你还那么乐呵呵的，快回来吧！” 我连夜回了石家庄。 因为路上受了点风寒，我去局长办公室时罩着件棉大衣，捂着脑袋，一副挺窝囊的样子。 这位副局长神态严肃，脸上布满寒霜。 “郭光允！知道‘两高’发布的通知吗？” 我眨巴眨巴眼，一脸诚恳相地点点头。心想：你老人家太抬举我了，“两高”通知勒令一切贪污腐化分子在1989年12月底向有关部门坦白自首，以争取宽大处理。可我郭光允一个机关小干部，平时连点违纪的事都不会做，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和“魄力”弄那个事？

这位副局长见我蔫头蔫脑的模样，以为他的话奏了效：“告诉你郭光允！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坦白从宽的期限已经过了。但是，组织上对你还是愿意网开一面，你现在老实坦白还来得及，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 我翘着二郎腿，两眼望着天花板，心想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哩，你一个监察局局长硬要把我打成“罪犯”，那对不起了，这我可不能听你的，我只好“顽抗到底”了！ 就这样，从1990年初到1991年10月份，查了我将近两年。我几乎天天被叫到监察局去交代问题，一会儿让我交代这，一会儿让我交代那。当时的监察局局在市政府4号楼，建委也在4号楼，我到他们那里交代问题挺方便的。几乎天天去，天天让我按手印，把我当犯人审。 李山林后来一看监察局也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又动用了检察院。 我们建委下面有个招标办公室，招标办可是个有油水的单位呀，进驻了检察院，据说还真查出了不少人的问题，虽然够不上判刑，但在李主任亲自抓的“廉政风暴”下，这些有点小问题的人全部开除党籍了，有一些人待不下去了，调到了别的单位。但过了几年，那些开除党籍的又全都给恢复了。

招标办主任有问题，把他给抓起来了。问他有经济问题没有，他说没有。检察院就采取了强硬措施，他受不了了，怕了，交代出了6000多元的问题，还包括发的酒啊、面啊、牛羊肉什么的。 李山林一看，这招标办出问题了，“突破”郭光允的机会又来了。赶紧向检察院告我，让检察院抓我。因为我又管招标办，又管质监站，又管定额站，这些下属单位的业务都归我管，哪怕稍微捞一点好处就是犯罪的。结果他们没有证据也不敢贸然抓我。 李山林调动检察力量把建委搞得鸡犬不宁的那些日子里，检察院的人当面对我发出了威胁的信息：“等着瞧！只要我们往死里查，总会查出你的问题！” 那一天，我正在建委主持召开质量监督站和招标办负责人会议。人都到齐了，可是招标办的负责人催了两次都不过来。我起身离开会议室，到招标办去催那位同志。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人声音低沉地说着话。 我嘴里叫着招标办负责人的名字往里走，突然里面传出粗暴无礼的呵斥声：“叫什么叫？” 我愣住了，只见招标办里几个检察院的人满脸杀气，而那位招标办负责人尴尬地站在那里。 “他是什么人？”检察院的人问。

招标办负责人小声说：“这是我们郭处长。” 检察院的几个人目光唰地集中到我身上，盯了我半天，其中一个人阴阴地说：“郭光允？好！就是他，记住他了！” 这分明是在威胁我：现在不抓你，可我们“记住”你了！ 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全市建设系统都知道纪检政法部门在查一个“腐败分子”郭光允。 而且这样的话不断传来，当然，传这话的人自然是李山林和他周围的人。 “给你们打个招呼，马上要逮捕郭光允了！” “明天就逮捕郭光允！” 当时我觉得我不用怕，反正我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招标办的人也奇怪我这么多年搞建设，怎么遇上了这样的事。他们都劝我赶快出去躲躲，或者让我给别人点好处堵堵嘴。我什么措施也没采取，没任何问题，我不需要堵嘴，不需要躲起来，我等着他们，我看他们谁敢抓我！ 结果又从我妹夫承揽小工程的事入手，想挖出郭光允“徇私舞弊”的证据。我有个妹夫在这附近搞副业，做点小的建筑上的活。结果把他抓起来了，抓了好几回。铁路上一个经办的小侧门是我妹夫给修的，他们硬说是我逼着铁路上预付给我妹夫4万块钱，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检察院让他交代我的问题。

我从不给亲戚好友谋私利。审问了他好几次，也没问出什么问题。后来，亲戚就把建委发的资质证书自己吊销了，不干这个行业了，免得给我添麻烦。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坚决的。 最后铁路上的人去了检察院质问他们：你们到底还查不查？郭光允两口子谁不知道是大好人，你们这样整人家，太过分了！ 李山林他就这么有能量，这么神通广大，先是和监察局的人合伙，后又利用检察院的人查我。后来风险过去了，招标办的人跟我说：“哎呀，郭处长你真了不起，我们还以为你真有点问题呢，你搞建设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有了100块钱的问题他们就会把你往死里整。” 那时候，一般的人都进不了我的家门，那些想送礼的更进不了。国家让我当公务员，我就当好这个公务员，我不能贪图享受。为什么我会这样？这是有根源的：一是我出身贫苦；二是文革时我在南方农村劳动改造那么多年，看老百姓那么辛苦，一粒粮食都看得特别重，省吃俭用也挣不了多少钱。我有这个经历，我是从艰苦环境过来的，我心疼老百姓的这点血汗钱。我不能挥霍、侵吞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觉得痛苦折磨使人获得智慧，痛苦艰难使人升华。

我经过一个痛苦的生长过程和身处艰难的生活环境，艰难让我升华，所以我不会去做那些傻事，不会去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李山林整我真是费尽心血，挖空心思。他曾经秘密发过话：我要把郭光允整死，最起码也要把他给整老了，整到没人要了。所以李山林才利用监察局、检察院来这么折腾我。我并不是天生不怕死胆子大，而是因为自己站得正，我可以抗争。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和李山林合伙整我，我抗争下来了。李山林叫检察院整我，我以我的正义、我的清白抗争下来了。他们最后没敢动我，没敢抓我。但是，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家里非常为我担心，他们如果把我抓起来，硬要给我戴手铐，硬要拿警棍电我，那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当时被抓进去的很多人出来后说他们之所以交代了问题，就是受不了那个罪，总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里边吧。 监察局审查我将近两年之后，给了一个结论，我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后来，方副市长在建委系统大会上宣布，郭光允经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就是组织对我的结论。后来下属单位很多领导干部鼓励我说：给你平反了，把你腰杆挺硬！该抓你的工作还抓你的工作。

但我抓不了工作了，我定额站站长免了，高工工资不给我，工程处我又做不了主，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区级检察院那边老是巴不得赶紧抓我，发现不了我一点问题，结果他们也没有办法。 检察院的领导同志也感到李山林几次控告我是故意整人，打击报复，于是渐渐对李山林不予置理了。所以尽管李山林多次书面告我，然而市检察院就是按兵不动。 1990年、1991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就用这副身板抗争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