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见招拆招写报告

师爷有时候要与上级官府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上级驳诘师爷的判决，不会明说，不露痕迹，师爷必须胸有成竹，愈驳愈定。 与现代法治国家相反，中国古代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都来自其上级，故各级政府都向其上级负责，所谓“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学治臆说》)。 对于州县司法监督，更是叠床架屋，徒刑及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经过几次复审，才能终审判决。如：徒刑案件经州县初审后，还要经府、司的复审才能终审执行。充军、流放、发遣案件经州县初审后，需经府、司、省巡抚、总督的复审才能最终定案，其卷宗还要上报刑部复核，方算终审。死刑案件更是必须由中央三法司会同复审，经皇帝“勾决”(或秋审后再经皇帝勾决)才能执行死刑。州县官对于那些自己没有终审权的案件，要在初审后要将人犯、干证、卷宗移送上级，称“审转”。审转时要将案件处理经过、拟定的判决意见等制成一种专门的司法公文，称“申详”，也叫“招解”，递送上级衙门。 书写申详的注意事项 “详”是详细谨慎的意思，“申”是下级对上级报告行文的称呼。明清时最强调司法审慎，大多数有关司法的公文都称“详”。

如发生盗案、命案后，州县官在勘验后应立即通报上级，称“通详”；下级对上级的报告、汇报审案经过及判决意见的叫“申详”；中央刑部在秋审前将斩绞监候案件卷宗作出摘录、草拟意见称“看详”。 刑名师爷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起草并“锻炼”详文，使之内容统一，没有漏洞，以免东家遭上司驳诘，追究其办案不谨的责任。一般来说，通详应简洁，牵涉到的人、事越少越好，以防止其与日后的申详互相矛盾。申详最为重要，一般分为“据报”(简单回顾报案经过)、“勘检”(勘察现场与检验尸伤的情况，有的省还要求画出现场位置图)、“叙供”(即前面所提到的将供词证言加以剪裁，拼凑成一份供词证言)、“审勘”(也称“看语”，“勘词”，即指出此案可以引用哪一条律例，作出何种判决的意见。或称“拟律”)。其中最重要的是“叙供”和“看语”，必须注意“供”、“看”相符，无一丝矛盾，由“供”自然引出“看”。这样才可免于上司驳诘。 驳诘以显示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申详公文上报后，一路通行无阻，就会显得上司无能，所以一般总会驳诘。而幕友必须在“锻炼”申详时估计到在哪些方面会被上司驳诘，然后要用何种方法“禀议”。

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总论》中说：“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总要成招(草拟招解，即申详)时，预料其在何处驳诘，作何顶复，则胸有成竹，愈驳而案愈定。若中无定见，案情本属舛误，一遭驳诘，手足无措矣!” 清代官府是向上级负责的，所以师爷在草拟议札、议禀顶复上司的驳诘时，当然不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师爷要仔细揣摩上司驳诘的含意，正确领会、看透上司的意图所在。万枫江说：“上司欲重其罪，固在重处吹求。欲贳其罪，亦先在重处敲击。总要看透，自然有处置辩。若错解人意，谓欲加之重典，因而照驳改重，杀人多矣!然亦有不可固执，不得不改正者，总视情罪之允协与否而已。” 有些正直的刑名师爷不愿迎合上司，故遭到上司驳诘时，就援引律例、经义，一一顶复。汪辉祖就是因敢于顶复而闻名的师爷之一。 初出茅庐顶巡抚 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辉祖刚开始学习刑名不久，他被推荐到无锡县衙门，跟随一位姓秦的刑名师爷见习。秦师爷也是绍兴人，熟悉律例条文，为人也很热心，和汪辉祖关系不错。可没过多久，两人就因为当地的一桩案件大起冲突。

当地农民浦阿四的童养媳王氏和浦阿四的小叔叔通奸，被人发现，扭送官府。秦师爷按照律例拟稿，侄媳与叔父通奸，为十恶大罪中的“内乱”，奸夫奸妇拟发附近地方充军。而汪辉祖却提出按照平常人通奸罪处罚，拟处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两人意见不合，无锡县魏知县赞同汪辉祖的意见，嘱咐汪辉祖拟稿。 此案申详常州府（因此案事涉“名分”大事，需要申详上级），果然遭到知府的驳诘：两人为有服亲属（五服内亲属），不应同凡。汪辉祖起草顶复：妇人服制（古代亲属等级以丧服为标志，故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为童养媳，尚未成婚，夫妇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叔父。知府勉强同意，案件转至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又下驳诘：叙供中王氏一直称浦阿四的父亲为“翁”，那么翁之弟即为“叔翁”，就是有服亲属。汪辉祖又拟顶复：王氏所称之“翁”为乡间俗语对长辈的统称，为“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 案件转至江苏巡抚处，当时的巡抚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官场上有名的才子。他亲自披阅卷宗，先驳诘：王氏视同凡人，就好像与浦阿四毫无关系。汪辉祖顶详：童养媳为虚名，王氏平时称呼浦阿四为兄，阿四称王氏为妹，兄妹称呼不得视为夫妻。

庄巡抚又驳诘：此案事关名分，不得同凡。汪辉祖又顶详：根据儒经《礼记·丧服》，未庙见（未正式拜堂）还不能算媳；《礼记·王制》有“附从轻”之说，比附人罪要从轻；《尚书·皋陶谟》“罪疑惟轻”，王氏的媳妇地位有可疑之处，就该从轻处罚。他建议仍按普通人通奸罪处罚，但枷号延长为三个月，王氏归娘家另嫁，浦阿四另娶。庄有恭这才表示同意，称赞汪辉祖所拟申详“合情合法”。汪辉祖从此名扬江南。 为重人命顶总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已做了五年师爷的汪辉祖在浙江秀水县当刑名幕友。这年正月初五黄昏，有个叫许天若的中年男子喝醉了酒，经过邻居虞姓寡妇家时，见虞氏恰好站在门口，就仗着酒劲，拍拍自己的钱袋，大声叫唤，要请虞氏一起喝酒，结果被虞氏臭骂了一顿。 两人对骂了一阵后，各自返家。第二天，虞氏到县衙门递诉状，告许天若调戏。知县虽受理了案件，但“官无三日急”，并未马上传讯和审理。而两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月初一日，虞氏到县衙门去递交催促办案的状子，返家路上又和许天若吵了起来。对骂一阵后，虞氏因在声势上吃了亏，当晚竟想不开，在家里上吊自杀。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其“羞忿自尽”

者，要处以绞刑；但如果仅仅是污言秽语辱骂导致妇女轻生自尽，就应处以流放。 汪辉祖认为，许天若和虞氏是对骂，彼此都说了很难听的话，可见虞氏并不那么贞洁，许天若的辱骂和虞氏的轻生并无直接关联，可以分别处理，即按一般的辱骂案件处许天若杖刑和枷号，而以普通自杀案件处理虞氏自杀一事。如此一来，本县就可结案，无须上报上级衙门。幕中其他的幕友得知汪辉祖的决定后，都认为他这样做太危险，但孙知县信任汪辉祖，同意照他的想法来处理，但仍要他按照人命案件发出“通详”。 然而案件一经通报，闽浙总督马上下令将许天若逮捕关押，同时严词斥责秀水县办理此案援引法律错误，予以驳回。孙知县闻讯大为紧张，但汪辉祖却不屈不挠，拟定“顶复”。他首先列举了有关此类案件的全部法律条文，详细解释说这些条文的主要立法意图是惩治罪犯“奸淫之心”的罪恶动机，即儒家经典所谓的“诛心”。而在本案中，许天若并没有诱奸的意图；且即使许天若在正月初五晚上属调戏行为，可虞氏相隔二十八天后才自杀，显然并非因为“羞忿”。自杀当天双方是吵架，而非调戏，故虞氏是死于“气愤”，而非“羞忿”，在此没有必要按照调戏致死的法律来处理。

这个顶复先是在嘉兴府被驳回，再经力争后总算得以照转；以后报到省按察使司，又被驳回，多亏汪辉祖再三说明，才得以通过。虽然最后闽浙总督那一关过不了，仍然命令按照因调戏羞忿致死的法律办理，但部分接受了汪辉祖的意见，将许天若按辱骂导致妇女轻生罪名处理，并且再减刑一等，判处杖一百、徒三年。 这个案子由于汪辉祖的坚持，许天若才得以活命，但也因他的坚持，致使虞氏的形象变得恶劣，她的家属因此无法用“节烈”的典范去申请建立贞节牌坊。为此汪辉祖心里始终留有很大的阴影。直到三十五年后，已经退休的他仍梦见虞氏要把自己带到阎王殿去评理。梦醒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里告诫后人：“治刑名者，奈何不慎?” 运用文字技巧反驳成功 顶复的重点是将法律解释得为己所用，而且在崇尚文句优雅的时代，若顶详的文句优美简洁，也会得到上级首肯。光绪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杀奸案：有个人的妻子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两年后，丈夫在几百里外的地方找到这对野男女，就将他们都杀了，然后到衙门自首。 元明清时期，法律都赋予丈夫“于奸所将奸夫奸妇登时杀死”

的权利，因此丈夫连杀二命可以不受任何刑责，但如果去官府起诉，则奸夫淫妇都只会被判二年徒刑而已。但在这个案件中，丈夫杀死奸夫淫妇已是在通奸两年之后，是否算“登时”?而且所杀之时他们并未交欢，所杀的地点也非通奸现场，是否算“奸所”?当两广总督将案件通报朝廷刑部时，刑部就以这两个理由予以驳回，要求将这个丈夫按照一般故意杀人的罪名来惩处。于是，两广总督李瀚章聘请的一位杨师爷在主稿顶复时，写出了最关键也是最经典的两句话：“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竟不获，乍见即系登时。”这个顶复受到当时的刑部尚书、著名律学家薛允升的激赏，立刻行文批准判决。(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奸案判词》) 揣摩上司意旨好办事 像汪辉祖这样敢于据理力争的师爷并不多见，一般的东家也不愿为此而得罪上司。大多数刑名师爷只是揣摩上司意旨所在，将详文千锤百炼，使案件的真实性让位于行文的方便性。清朝人早已看到这一弊端，说天下申详如出一辙，尤其是以云南的刑名师爷最为轻松：“命案止两套，一索欠理曲，衅起还殴；一衅起调奸，殴由义愤。笑者谓可刊两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万分强暴，凶手一味温柔。

凶器无不金刃，皆受刃者自备资斧，从无有操刀而来者也!”(《折狱奇闻》卷一)这是因为“索欠”、“调奸”而导致“斗杀”的命案，加上强调凶手被迫杀人的情节，在朝廷秋审时，往往可获得减刑的机会。且这样的案情最“干净”，只要一两个人证和一两件物证就可以了，容易“剪裁”。 政治主导案情的发展 不过也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须“锻炼”详文。以撰写《明通鉴》一书而闻名的史学家夏燮在担任江西豫章县知县时，为了清除“洋教”，曾杖毙十八名教民，并写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呈文，说这是“绌邪崇正、除暴安良之计”。结果江西布政使刘秉章见了，告诉他：“你这个呈文若报到朝廷，那些有列强撑腰的洋教士，就会到朝廷去闹事。这样一来，不但朝廷要为此烦恼，你自己也免不了受处分。”夏燮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和江西巡抚的高姓刑名师爷商量，把案情改写为“械斗”，并伪造一批口供来“证明”这十八个人是械斗而死，然后靠高师爷在县、府、道、司各衙门的同乡师爷，一路开绿灯放行，最后竟把“清除邪教分子”完全改成械斗案，一边死一半，没有要抵命之人，在报到朝廷时，也获得批准。(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刑幕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