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完美无瑕的判决书

判决必须力求完美无瑕，使两造心服口服；师爷因此要“例案精熟”，有凭有据；对于判决词更是字字推敲，如同参禅。 清代州县“自理词讼”，主要是民事诉讼案件，诸如田土、婚姻、钱债、继承等等，只有一小部分轻微伤害案件。随着人口增多、经济繁荣，词讼也日益增加，而基层州县衙的日常司法审判，主要是审理词讼。 打官司不一定要有结果 与近代诉讼一旦开始就必须有结果的概念不同，清代民间原告提起诉讼往往是为了给对方一个警告，或抢占某种在谈判上、交易上的有利地位，当事人本身并不一定热切希望有个明确的结果。而清代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执法时又会考虑到传统儒家的“无讼”、“息讼”之说，并不想追根究底地把案件审理到水落石出。台湾淡水厅、新竹县的清代档案中存有206件民事方面的案卷，其中经开庭审理的仅80件，40％都不到；在审前经“公亲”调解而自愿撤诉“和息”的有22件。两者相加也不到50％，剩下的多半都是不了了之者。而且从淡水厅、新竹县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凡原告一方起诉，经佥差传唤而另一方仍未到庭，原告一方又没有再次起诉，经过三个月后，州县官就会将此案予以注销，从登记自理词讼案件的“循环簿”

上删除。不过清代法律上并没有这样一项制度，可能是晚清各地流行的“土政策”。 判词必须零缺点 凡开庭审理的自理词讼案件，一般都要由州县正印官审判，称为“堂谕”，书面则称“判词”、“审语”。能当堂立即作出堂谕的，只有几个“能吏”而已，绝大部分官员的堂谕，则是在案件审完后，退入内衙，由师爷草拟“审语”判词，然后再次开庭宣判。判词要抄录一份张贴在衙门前照壁上，全部卷宗粘连钤印归档。至于当事人，则要付钱才能得到一份抄件。 自理词讼虽号称“自理”，但仍受上级的监督。如分巡道的一个职责就是巡行所属州县，检查循环簿，必要时也会调卷详查。所以，判决必须稳妥，足以使双方心服口服，或者至少没有出现较大的漏洞，让当事人藉此再次起诉，缠讼不已。如果漏洞足以使当事人有理由向上级衙门“上控”或“翻控”，上级机关有时会调取原卷查阅，或者委派邻近州县审理此案。倘若判决果然有误，原审官员便会遭受处罚。所以判词一定要稳妥可行，在礼教上、民俗舆论上、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 援引成案必须谨慎 刑名师爷起草判词，为求稳妥，一定要仔细推敲，斟酌“天理、人情、国法”。

一般来说自理词讼的判决不必具引律例，往往只要提一句“例载禁条”或“律条可据”就算是交代了判词在法律上的依据。所谓“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而对于援引儒家经典，也往往并不原文照录，只是撷取一段语录，或援引经义，甚至只用一句“准理酌情”来概括。 另外，清代法律明文禁止在判决中援引成案。《大清律例·刑律·断狱》有一条条例：“除正律、正例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者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不过在自理词讼中，往往援引成案判决，尤其援引当地前任官员所判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判决符合“人情”。这是师爷的专门技能之一，所谓“例案精熟”也。 不过也有些师爷对引成案判案表示不以为然。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专门写了一条“勿轻引成案”，说“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而“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况且前任师爷在推敲判词时，一般并不考虑以后会被援引适用的问题。既然各任判决不同，一旦师爷惯于援引成案，则地方讼师也会教唆当事人引用某一不同而类似的成案“翻控”、“上控”，如此一来，将使东家难堪受累。所以他不主张引用成案来作出判词。

平湖县的遗产风波 清乾隆年间，浙江嘉兴府平湖县有很多世家大族为了“争继”而彼此缠讼。汪辉祖到当地来当刑名师爷，看不惯这种风气，就和东家刘知县商量，如有争继诉讼案件，先查有没有为死者立继子的确切理由，再查死者是否有辈分相当的侄子。如果死者妻子尚在，就由遗孀自主决定。如果妻子亦已去世，就根据“无后食于祖”的经义，一律不准立继，将遗产作为宗族祭祖的族产。 平湖县有个叫殳球的，看中远房叔父殳凤于死后所遗下的270亩田产，遂呈控称自己应当为殳凤于继子，继承这笔遗产。但汪辉祖却拟定判词，判100亩田产为殳凤于的女儿出嫁时的嫁妆，20亩地作为殳凤于坟地，剩下的150亩则作为殳姓宗族祭产，不准私人占有。 殳球不服，就援引清代法律中“死者无子允许同宗侄辈继承”的规定，到嘉兴府上控。嘉兴知府同意其上控理由，下令平湖县重审此案，并将审判结果上报知府。汪辉祖为此起草了长达万言的禀帖(非正式公文的信件)，向知府指出：法律所言为“许令”，而不是“必定”，即允许侄辈承继而不是非要有侄辈继承不可。何况殳球争继并未得到殳凤于家人及殳姓宗族的支持，故不能允许他继嗣。

嘉兴府拖了两个月，见平湖县仍顶着不办此案，只得批准这个判词，驳回殳球的上控。 案情不同，不能以此类推 前述判词作出后不久，平湖县刘知县升官而去，汪辉祖也辞馆，但一时还没有离开平湖。这时，平湖县又发生一件争继案：黄氏宗族的族长援引汪辉祖那份判词，把抚育两个女儿、守寡四年的寡妇黄俞氏的42亩田产收归宗族所有。黄俞氏无端失去田产，被迫呈控。新任知县刘开焘未及深思，就同意一位习惯用成案判案的师爷的拟稿，按汪辉祖所拟前述成案，判黄俞氏应将田产交给宗族，由族长收租，每年给三十石租米，各佃户不得再向黄俞氏交租，黄俞氏也不得私自出卖此项田产。 汪辉祖在离开平湖前见了这个判词，大吃一惊，赶紧向新任知县力争。他表示，那个成案仅适用于夫妇双亡的情况，现在寡妇尚在，又有女儿，应优先援引法律：“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例得亲女承受。”现在寡妇尚在而要剥夺其财产，“无此政体，亦无此风俗”，建议将42亩中定5亩为黄俞氏去世后的祭产，其余37亩则任黄俞氏自由经营处理，黄氏宗族不得插手。 新任刘知县这才醒悟，按汪辉祖的建议改判。

后来黄氏宗族不服，上控嘉兴府，被嘉兴府驳回了才死心。(《病榻梦痕录》卷上) 从以上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清代师爷在援引成案时往往相当随便，稍微沾点边的拉来就用，有时甚至连法律都搁置一边。像汪辉祖这样仔细推敲判词，唯恐成案之后又生成案的师爷，毕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