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精通各项刑事鉴定

碰到离奇命案、无头公案，审理起来十分棘手，师爷必须亲自勘验现场，抽丝剥茧，同时要具备丰富的法医学知识。 清朝雍正年间的直隶总督唐执玉是个勤于政事的好官，当了总督后依然事必躬亲。有一次来到一个属县视察，发觉该县所办的一个杀人案似乎有误，当晚他就住在县衙，在烛光下批阅卷宗。那晚正下着蒙蒙细雨，到半夜他听见外面有隐隐的哭声自远而近。他叫倒水的丫头出去看看是谁在哭，那丫头一到门外就惊叫一声昏倒在地。唐执玉自己手持蜡烛走到门口，见外面跪着个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的人。唐执玉壮起胆子大喝一声：“你是谁？！”那人在地上边叩头边说：“我是大人所审那件杀人案里的被人杀死的死鬼，县官抓错了人，杀我的是某某。恳请大人下令翻案，抓住真凶，使我能够死而瞑目。”唐执玉说：“知道了。” 那死鬼起身走后，唐执玉半信半疑。第二天亲自提审在押的嫌疑犯和有关的证人，追问那个死者当时所穿的衣服鞋袜式样、颜色，果然和昨晚所见的死鬼相同。唐执玉就命令把在押的嫌疑犯放了，逮捕那死鬼所说的那个真凶，严加审讯。无论县官怎么申辩都不理睬，“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唐执玉的一位师爷见东家这次固执得莫名其妙，就偷偷地询问原因。

唐执玉说了那晚的情况，那师爷问道：“死鬼是怎么走的？”唐执玉说是翻墙走的。师爷说：“鬼有形而无质，来去飘忽无踪，不该翻墙。”他请唐执玉和他一起到墙边查看，果然见墙上有泥迹，再一路查看几重墙上都有泥迹，直到外墙。师爷指着这一溜泥迹对唐执玉说：“显然是那个在押的嫌疑犯买通了有轻功的小偷假扮死鬼，以谋翻案。”唐执玉恍然大悟。于是又下令把这个案子翻回来。不过这事传出去未免会被人讥笑，唐执玉也就不再深究那个狡猾的罪犯和追查有轻功的小偷，闭口不提案件翻来翻去的原因。 熟读卷宗胜勘察 也有的师爷虽然没有亲临现场勘察，但却能从勘察笔录中发现被忽略的事实。 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江新城发生一起离奇的命案，有个寡妇叶氏“被逼改嫁”而自缢身亡。这个叶氏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后夫姓孙，死时留下一个前妻所生才四岁的儿子，以及二十几亩薄田。叶氏于是雇了个姓秦的雇工帮忙耕种，平时雇工就住在叶氏家里。 自来“寡妇门前是非多”，没多久，有人开始传说叶氏的闲话，叶氏后夫的一个远房侄子孙乐嘉听不惯，便要她辞退姓秦的雇工，叶氏也答应了。可几个月下来，她并未付诸行动，说是发不出积欠的工钱。

孙氏宗族的族长没办法，只得建议叶氏改嫁邻村一户刚丧妻的周姓男子，并要孙乐嘉去和叶氏商量。孰料叶氏闻言，立即叫姓秦的雇工代她到县衙去告孙氏“逼迫改嫁”。 在当时，违背寡妇意愿而逼迫其改嫁，被认为是有伤伦理纲常的重大案件，因此县官立刻就受理了。但当县官在几天后派人去向孙氏宗族询问详情时，孙氏族长竟矢口否认，加上秦姓雇工突然失踪，无法对质，派来的书吏遂指责叶氏，叶氏只推说秦姓雇工主谋诬告，当晚便投缳自尽。 新城知县勘验现场后，将孙乐嘉带到县衙，定他“威逼尊长自尽”的罪，建议判处徒刑。案件上报到杭州府，知府认为叶氏是寡妇，应按照“威逼寡妇自尽”的法律，判处充军。案件继续上报，到了省按察使司，按察使又怀疑这是族长威逼寡妇改嫁意图谋财，将案件转发钱塘县重审，最后竟然拟将孙氏族长绞刑、孙乐嘉流放。 迨上报到浙江巡抚时，巡抚觉得此案越弄越复杂，下令转交湖州府的同知唐若瀛重新审理。由于唐若瀛认识汪辉祖，因此他私下向汪辉祖请教该如何处理。汪辉祖仔细研读卷宗，尤其是勘验现场的记录后，发现叶氏死时身穿红衣绿裙、红绣袜、花膝裤，脸上还薄施脂粉。

现场的卧室只一间，以木板区隔，墙上并无房门，里间是叶氏卧床，外间就是秦姓雇工的木床。 汪辉祖读完卷宗，对唐若瀛说：“这件案子只要杖枷就可以了结。逼嫁罪名的前提是寡妇自愿守寡，可叶氏后夫才死不到一年，她就已浓妆艳抹（按照礼制，妻子应为丈夫服丧三年），哪里是守寡的样子？再说与她结婚十七年的前夫死后，她都没有守寡，更何况孙姓后夫和她结婚才一年？那姓秦的既是穷光蛋，哪有拿不到工资还甘愿劳作的？而且孙乐嘉和族长劝她改嫁时，她也没有当面严辞拒绝。由此可见，她之所以轻生，是因秦某不告而别，并非孙氏宗族要她改嫁。案件的关键在找到秦姓雇工，至于其他，应该不难办。” 唐若瀛依言搁下案子，不再穷追，转而努力通缉秦姓雇工。不久果然抓到秦姓雇工，一审就坦承自己和叶氏有奸情，听说孙氏宗族要她改嫁，起先不过想以打官司来吓唬对方，后来发现事情闹大了，赶紧逃逸无踪，却没料到叶氏会因此而自杀。 于是，汪辉祖替唐若瀛拟定判决：秦某与叶氏通奸，只是个徒刑罪名；孙乐嘉等分别判处杖刑和枷号。 具备犯罪现场勘察的知识 汪辉祖办的这个案件是旧案，当然不会再去现场查验。

其实就是当时、当地发生的案件，幕友也很少亲临现场勘察，因为他们毕竟是“入幕之宾”，没有公开的身份去代替东家查验现场。但清末名幕张廷骧说：“办案者踏勘非亲临、犯证非亲鞫，终是隔膜一层。”较复杂的案件，应该向主人仔细打听踏勘时的情景，才能弄清案情。按清代法律，州县官对于本辖区内的盗贼、人命案件都要亲临现场查勘，不过到了清末，州县官已很少亲自查勘了。张廷骧说他在直隶各地为幕时，只有朱允卿知县踏勘检验最为认真，“回署时必详晰向余述，余亦必凝神听之，细为讨论”（《入幕须知·赘言十则》）。 刑名师爷一般也不参加验尸，但必须熟悉《洗冤录》，掌握验尸的要领，不致被仵作蒙骗。清代专司验尸工作的仵作，是法定的，也是民间约定成俗的贱民，大多不识字。虽然他们由殡葬业者转化而来，比较熟悉尸体的体表特征，但对于法定的检验书《洗冤录》并不能掌握，故无法精确判断某一伤痕的致伤原因。万枫江说：“仵作多不谙检验，往往有无名尸首，伤痕鳞比，以深入者为枪伤、齐截者为刀伤、紫赤青肿为拳伤棍伤，信口乱报。”（《幕学举要·命案》）所以他建议刑名幕友应深入研究《洗冤录》，以弄清确切的死因。

精通法医学宝典：《洗冤录》 乾隆年间的苏州师爷王又槐，是位很精通《洗冤录》并精通检验术的师爷。他在《刑钱必览》中记载了一则使用《洗冤录》里“滴血认亲法”判断疑案的故事。 康熙五十年（1711）夏天，江苏苏州府吴县有一件疑案。吴县一个叫徐于清的无赖和一个叫周大的人在河边打架，两人打到了一座小桥上，正好一个名叫陈明贤的人从桥上经过，被徐于清一挤，竟挤下桥淹死了。乡邻们赶来打捞，可捞来捞去都捞不着。这时衙门里的捕快正好路过，见此情景，当下用铁链把徐于清拖到衙门里，准备办他一个杀人罪。 第二天县官升堂审案，听了经过情形，认为徐于清为“误杀”之罪，应判“斩监候”。但徐于清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推人下河，并说陈明贤虽生不见人，可死不见尸，怎么能够说自己是误杀罪？县官无奈，只得再次召集人马打捞，过了将近一个月，才从河底捞得一具已腐烂的尸体。 陈明贤的妻子、女儿闻讯后，从绍兴赶到苏州吴县，但面对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也不能确定是否就是陈明贤。徐于清见烂尸无法辨认，更是咬紧牙关不肯认罪。县官无奈，只得请师爷出主意。师爷按《洗冤录》的说法，建议实行“滴血认亲”

：将那具烂尸拆下一根腿骨擦洗干净，然后用针刺陈明贤女儿的手臂，让血滴在骨头上。只见那血滴滴上去后，渐渐沁入尸骨中。接着又用针刺陈明贤妻子的手臂，让血滴下，只见血滴在骨上凝聚一滩。最后，他们将徐于清的手臂刺破滴血尸骨，只见滴上去立刻流走，不留痕迹。徐于清至此才哑口无言，承认误杀罪名。 断案不能单凭滴血法 王又槐对此案滴血取证的解释是：“盖夫妻情所交感，虽不沁入，亦凝而不流，理也。”他说除了用滴血法检验已死的亲属外，也可用滴血法检验活着的人是否为亲人。办法是用一个干净的瓷碗装清水，然后同时滴入两人的血，如果是亲人，“二血交融不散”，如果不是亲人，两滴血就会各自“滚开不聚”。 虽然王又槐相信滴血法，但同时他也警告说，滴血法很容易被衙役动手脚，使检验结果无法确定。比如衙役有时会在碗中偷偷放入一点白矾，这样“即非亲人，其血自能融聚”；也有时衙役们会偷偷在碗里先滴上清油，这样一来，“即果系亲人，亦各自滚开不聚”。 滴血法是中国古代一种古老的检验方法，以现代眼光来看，一点也不科学，根本不能检验亲属关系，况且又如此容易作弊。

即使不作弊，重复检验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往往前一次聚合，下一次离散。汪辉祖在其回忆录《病榻梦痕录》中就记载，他曾办过一个案子，使用滴血法后，结果仍是“游移”。所以他不像王又槐那么相信滴血法，且主张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这是清代大多数师爷所信奉的原则，尽管滴血法是《洗冤录》规定的法定检验方法，可是“谳牍不其据之，防诈伪也”，一般很少作为惟一的定案证据。不过除了滴血法以外，对于《洗冤录》记载的其他检验方法以及死因分析方法，大多数师爷都是坚信不疑的。精读《洗冤录》一直是习幕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