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那是个美国普通人的住所，陈设简单舒适。让客厅生辉的是S的画和雕塑。

她画的是那种稚拙画，多为人物肖像，由响亮的平涂色块构成。这或许是再现童年经验的努力——重返半个世纪前的夏威夷，让那个在茶楼观景看画的小姑娘沉湎于奇妙的幻觉中；或许是她内在的光明，使她最终能过滤苦难的重重阴影。 D人高马大，慈眉善目。我们喝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佐以饭前开胃小菜。D是一家厨具公司的经理。他总是笑呵呵的，能看得出他对S的百般呵护和由衷欣赏。他说他是“艺术的守护人”，这话是三十年前结婚时跟S说的。由于对艺术女神的爱，这三十年前的诺言至今有效。在他的支持下，S辞去了私立学校的工作，致力于写作画画，并照顾母亲。五年前她母亲中风，住进老人特护中心。S是我见过的最孝顺的美国人，她每天早晚两次去医院陪母亲。 S为女为妻为母，养家写诗画画攻读硕士，其性格坚韧可想而知。我想是她从父母的悲剧中认知，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重蹈覆辙。那是历尽苦难的女人的心——宽厚坚强而无私。 “我有个秘密，不想带到坟墓里去。”她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孩子们不知道我的第一次婚姻。今年圣诞节他们回来度假，我打算告诉他们。”她显得有点紧张。我劝她说，孩子们会理解的。

今年除夕，我请S夫妇及其他朋友在中餐馆吃饭。我悄悄问她是否透露了那秘密。她眼睛一亮，徐徐舒了口气：“他们真伟大，一点儿也没责怪我。”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5)

十三 一八二六年秋天，在瑞士一个小镇举办一场静悄悄的婚礼。这婚礼是必要的，因为孩子第二天就要出生了。孩子他爹叫约翰·萨特（Johann August Sutter），儿子跟他同名同姓。老萨特那时只有二十三岁。他曾在出版社做学徒，热爱书籍华服和各种娱乐。后来做干果布匹生意，都失败了，因债台高筑而面临牢狱之灾。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越过边境进入法国，再乘船到美国，留下债务、老婆和五个孩子。 他在新大陆到处闯荡，寻找机会。伪造了个军衔，他转身成了“萨特上尉”。一八三九年六月他乘船抵达现在的旧金山，那时还只是个小村子。墨西哥总督会见他时，被其殖民梦说服了，把方圆几十英里未开发的土地许给他。同年八月中旬，他和手下人乘帆船沿萨克瑞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逆流而上，在与美国河（American River）的交汇处落脚。接着他用土地为信贷，买下一家快要倒闭的俄国皮毛公司，连同牛马枪炮一起运到定居点。为防范持敌意的印第安人，他决定建造要塞，并用拉丁文命名他的王国为新瑞士（New Helvetia）。 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萨特要塞（Sutter’s Fort）。

四年前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家来做客，他的德文导游书把我们引到这儿。顾彬把解说词咀嚼一番，长叹一口气。顾彬叹气是常事，但那回特别。我琢磨，准是老萨特的非理性精神和虚荣心让他恼火。说来这要塞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国的地主宅院。土坯围墙约摸十五六英尺，其中包括面包炉、铁匠铺、木工房、酒窖、马棚。午后的阳光让人困倦。我们最后进入位于要塞中心的三层楼房，这里是制高点。 老萨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是个殖民时代的梦想家，其梦想是辽阔的疆土。在鼎盛时期，他占地近五万公顷，有牛马羊无数。他慷慨大方，为那些新移民免费提供食宿，派人上山营救困在风雪中长途跋涉的队伍。而瑞士的老婆孩子却挣扎在贫困线上，没任何资助。他感到内疚，以长子的名义要求扩充地盘。战乱爆发了，他为墨西哥出钱卖命，从冒牌上尉摇身一变成了民兵将领，总督赏给他更多的土地。墨西哥战败。一八五五年，美国联邦土地局起诉他，没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老萨特午睡后正在写信，只见他派去建锯厂的马索尔（James Marshall）匆匆赶来，神色怪异。他把一包金矿石放在桌上，说是在挖漕沟时发现的。

老萨特叮嘱他千万保密。但这消息不径而走，于是浩浩荡荡的淘金大军从四面八方涌来。 那黄金照亮的瞬间，成了老萨特一生的转折点。这种稀有矿石，本来能让他成为加州首富，最后却毁了他。转眼间，刚建立的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他手下人纷纷辞职去淘金，外来者任意侵占他的土地；要塞成了输送矿工的中转站和各种交易的集市，人们顺手牵羊偷走他的财产。 同年九月小萨特抵达，目睹了席卷大地的淘金热。在被遗弃了十四年的儿子面前，老萨特感情复杂，让他羞愧的是其王国的衰败。他债台高筑，当年向俄国皮毛公司借的钱一拖再拖，对方要求以土地抵债。他不得不把其财产转给小萨特。一八四九年年底，要塞以七千美元的低价卖掉。不久他妻子和另外四个孩子从瑞士来，全家团聚。老萨特决定退休，和家人住在他的豪克农场（Hock Farm），直到一八六五年夏天他们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由于淘金热，萨克瑞门托河的码头附近日趋繁华。小萨特接手父亲的产业后不久，动了修建城市的念头。他出售土地，开始着手城市规划，大兴土木。他本想命名为萨特市（Sutterville），遭到另一地产商的反对后随即放弃。一八四八年年底，这未来的加州首府正式得名萨克瑞门托市。

消息传来，退隐农场的老萨特气坏了，他朝思暮想的王国——萨特市，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烟飞灰灭。他试图从中作梗，但为时已晚。为此他一直不肯原谅小萨特。 小萨特不断出售土地以还清债务。他和父亲一样毫无商业头脑，不知道梦想与现实的界限。他的律师和地产商合伙坑骗他。病困交加中，他离开萨克瑞门托，在墨西哥一个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陈述，说明他和父亲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它六十年后得以发表，描述了淘金热中那些肮脏的交易，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老萨特去华盛顿告状，想索回被剥夺的土地，并试图得到因当年帮助移民的某种补偿。这位殖民主义的冒险家，离开加州时一名不文。他和家人定居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这场官司旷日持久。一八八○年六月十六日，国会休会，并未通过萨特法案。两天后，他死在国会山附近的小旅馆里。六个月后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 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萨特的遗孀带女儿到萨克瑞门托。小萨特的女儿写道：我和母亲作为墨西哥革命的难民回到萨克瑞门托，这实际上由我父亲创建并得益于他捐赠公园的城市，不仅没有对我们的某种认可，甚至可以说对我们关上大门。

十四 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从纽约来伯克利开会，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离金门公园不远的住宅区，相当僻静。G长我一两岁，小个儿，蓄着胡子，说话快，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诗人，雍容大方，有一种难捉摸的美。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陈设简单，有一种匆忙的痕迹。原来他们刚搬家，书还没来得及拆包。聊了一会儿，我们去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吃午饭。G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以及他翻译的D的诗集。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G的电话，他们夫妇来戴维斯朗诵，约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饭馆见面。由大学请客，连主宾带学生外加我们跟着蹭饭的，满满一长桌。一个尼加拉瓜女学生坐我身边，对D充满景仰，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兴未尽，我请他们夫妇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斛错中，只见他俩眉目传情，心有灵犀，要说岁数可不小了，竟有年轻人一般的恋情。那一晚，从美国底层生活到诗歌，从越战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词语跳跃闪烁，在昏暗中拉开一幅历史的长卷。 G出生在匹茨堡一个工人家庭。爷爷是钢铁工人，因工伤失去了两条腿，却未得到赔偿。

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卡车司机，自幼他就常跟着父亲干活。他是个梦想家，常去博物馆、图书馆闲逛。有一天，他从图书馆架上抽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装帧精美，让他叹为观止。这是十九世纪版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就这样，一个大诗人和一个穷孩子相遇，前者把后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以后做个诗人。 由于跟父亲关系不好，他十二岁离开家。头两年还时不时回家看望母亲，以后就慢慢断了联系。他露宿街头，靠干各种苦活维生，但一直坚持上学。他常常泡在图书馆。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开始写诗。十八岁那年他决定去当兵，这是继续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 作为医务护理员，G先在利比亚的美军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转到越南的野战医院。刚一到他就对那场血腥的战争充满厌恶，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国家的谎言是多么苍白无力。这厌恶很快转变成行动：从秘密张贴反战标语开始，到拒绝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年年初，他被送上军事法庭。 “自一八九八年美国出兵跨过自己国界，这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从媒体到政治家谋略，模式相似，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G感叹道。 他在军事法庭上赢了。

退伍后，他回美国上大学，最终拿到文学硕士，他搬到旧金山。他热爱东方文化，从中国古诗词到日本俳句，又从日本俳句转向武术。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师习武一年，靠教英文为生。后来日本一家基金会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又是一年。 除了写诗教书办文学刊物，他还从事一项庞大的计划，即把诗歌贴在全美十六个城市的十四万辆公共汽车上。我就参与过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六年前，G在一个诗歌活动上遇见D，堕入情网，使两个传奇故事连在一起。 D出生在马那瓜（Managua）的一个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员几乎个个对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响。她是在天主教学校那保守刻板的气氛中长大的，十七岁刚上大学她就卷入政治旋涡。在反对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革命期间，作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她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最后成为流亡的山第诺电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员。 革命胜利后，她进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长。“那时我们的内阁成员大都二十多岁，每次出国开会都让人眼睛一亮。”她骄傲地对我说。

她在任期间，和当时的文化部长、著名诗人卡丹泰尔（Ernesto 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负责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的识字运动。他们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甚至连拳击手都在学写诗。这一传统持续至今。 他们告辞了，平行的车灯在黑暗中摸索。此后都忙，除了寄书写信发电子邮件，一直无缘见面，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爱尔兰的诗歌节上重逢。我朗诵诗，由G介绍我并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我们一起泡酒吧，在喧嚣中干杯。 我路上正好带着D的英译本诗集《凶猛的泡沫》（The Violent Foam），这书是他俩合译的。G在序言中这样写道：“D和我在本书互相转换，几乎可以说融化在一起，以至于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们相遇之前，我们已有交融艺术理想的特殊经验。当我们相遇，诗歌成为我们双方生命的基础动力……”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6)

十五 去年春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Berdkeley）分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用中文教中国当代诗歌。三十来个学生多是华人子女，仅四五个美国人，都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据说伯克利分校亚裔已超过一半，而华人又占亚裔中的大多数。我这些年一直在英文的旋涡中挣扎；这回改用母语教书，踏实多了，像在浴缸泡澡。 我每周开车去伯克利两趟，课集中在周二、周四，去时顺，回来因高峰时间堵车。倦意袭来，我掐大腿拧耳朵都无济于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 伯克利校园西门总是热闹非凡。一路排开各种摊位，从环保宣传到反战呼吁，从学生会竞选到同性恋团体摇旗呐喊。大门外临街处，每天都有个瘦小枯干的中国人，像个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访者。他站在凳子上，搂着个糊满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头支架，声嘶力竭地用英文重复叫喊：“Happy O Happy！”细听下去，让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办奥运会，故伯克利理应多用中文授课。常有个美国流浪汉跟着凑热闹，指鼻子破口大骂。但“上访者”骂不还口，继续为幸福呼喊。要说这类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带，以上岁数的白人为主，或演讲或唱歌或自说自话。

在我们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几乎每天有两个老头，用类似智力游戏的圈套把旁观者卷进去，乐此不疲。我估摸，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后果，那些在新时代找不着北的人无所适从，最后疯了。 美国政治主流总体来说是温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种激进的传统，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学生运动即证明。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美国随着战后国家秩序的重建而进一步体制化，使年轻人在物化世界的压力下寻找内心资源。而大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费上学的二战老兵，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课外活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内心骚动开始向外寻找出路。矛头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视，示威者们冲击旧金山的大百货公司，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场波及全美国的人权运动开始了。 一九六四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言论自由运动的组织（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个原伯克利学生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拒绝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离开，被校警逮捕。

于是上百名学生包围了警车，双方僵持到第二天晚上，温伯格被困在警车里长达三十二个小时，最后校方和SFM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主修哲学的学生马瑞奥·萨维欧（Mario Savio）作为SFM的发言人，站在警车顶上让示威者“平静地站起来，有尊严地回家”。 不久，由于校方勒令SFM的领袖停课而导致新的冲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号召下，上千名学生涌进行政大楼静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长命令清场，六百名警察把学生一一抬出来。接着SFM号召罢课。十二月七日，校长在全校和解大会的讲话后，学生领袖萨维欧冲向讲台要求发言时被校警拦住并架走。第二天，校方放弃了严禁集会结社的禁令，SFM赢了这一仗。 造反运动开始从校园转向社会。作为电视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用这种媒体。比如他们的集会通过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深入人心，而杰克·温伯格那句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也是通过电视广播而家喻户晓的。 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出兵越南。反战把伯克利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

示威者们涌向奥克兰（Oakland）军事基地，要给那些即将上前线的官兵上课。与此同时，黑人运动从南方农村向全国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 与政治对抗相伴随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轻人提出用“性、大麻和摇滚乐”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这无疑与诗歌的影响有关。自五十年代起，旧金山就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邓肯和克卢雅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还是在伯克利相识的，那时盖瑞·斯耐德是伯克利东亚系日本文学研究生。 由学生积极分子、露宿街头的嬉皮士和黑豹党成员共享的领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园，这块属于加州大学的空地，临时用作停车场。一九六九年春，一份当地最有影响的学生报纸，号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类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园四周被拦了起来。响应学生领袖的号召，大家出发去占领公园。冲突中，一个围观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上百人受伤。当时的州长里根宣布在伯克利戒严。五月三十日，大约两万五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和平集会。

那更像狂欢节，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枪口上。我在一部记录片中，看见蓄着大胡子的金斯堡在那游行队伍中。 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义者创建了一系列免费服务项目，造福于社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费诊所（Free Clinic），一直持续至今。人民公园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如今成了流浪汉的栖息之地。 进入七十年代，造反运动开始退潮。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毕业后成家立业，重新加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性、大麻和摇滚乐”所代表的是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波西米亚式的反抗，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后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于今天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形象，都带有六十年代经历的痕迹，融合了波西米亚人生活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里是相当保守的。当钟摆朝激进一方摆动时，它将会成为未来反叛的目标。 十六 早九点我和D开车出发，沿八十号州际公路转四十九号公路，过幽巴河（Yuba River）穿聂华达城（Nevada City），在山里绕来绕去再上土路。按他事先传来的手绘地图和指示，还是迷了路。

里程表显示为一百零五英里，即使刨去弯路，也超出了原定的范围。但盖瑞·斯耐德是例外，他生活在常人的想象以外。 盖瑞身穿牛仔裤棉坎肩，正在扫地。他夫人出远门看女儿去了。这是栋木质结构的日本式房子，周围是附属性建筑，诸如劈柴棚、工具间、洗衣房和厕所。近有池塘，远有谷仓改建的书房。他说他有一百顷林地。“那么谁来照管呢？”我不禁问。“自然本身。”他说，再用中文重复，“自——然——”。 他把我们让进屋，以茶待客。老式火炉烧着木柴，噼啪作响。室内高大宽敞，房顶呈圆形，是用红松圆木搭建而成的，光从天窗漏进来。D是建筑商，对其结构叹为观止。这房子是一九七○年夏天他和几个朋友亲手建的，当时他们住帐篷生篝火做饭。五年前这房子翻修扩建，加出两间卧室和现代化浴室厕所。盖瑞领我们参观。卡柔患癌症多年，她的书桌上悬挂着各种颜色的纸鹤，共一千只，是她的亲戚们叠的，祝愿她早日康复。几幅唐卡十分醒目，主卧室挂的是药师王。他对唐卡中的每个人物及细节都了如指掌。 出门，细雨润无声。一种石兰科灌木含苞欲放，是最早的信号。穿过树林，我们来到一栋日本式的禅堂。脱鞋入内，宽敞明亮，可容百余人打坐。

多是本地人，也有远道来的。这禅堂二十年前由大家义务劳动建成。 盖瑞走到香案前，燃香，双手合十，盘坐，击磬摇铃敲龟壳，念念有词。他用日文背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完毕起身，再用英文解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form is exactly emptiness/emptiness exactly form/sensation, thought, impulse, cosciousness are also like this） 我们来到由谷仓改建的书房，摆满书架。他的书桌井然有序，中间是笔记本电脑。盖瑞有五本书的计划，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每本书几乎都是靠长期不间断地写笔记完成的，前两年出版的长诗《无尽的山河》（Mou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先后花了四十年工夫。 我们参观了金斯堡当年盖的房子。和盖瑞的相比，简直像个小土地庙。八十年代初，这小庙刚盖好后艾伦还常来小住。后来他从师于一位喇嘛，每年夏天改去克罗拉多州包德尔（Border）修行，于是连房子带地转卖给盖瑞。现在他儿子D总问起他为什么会当年选中这块地方。

一九六六年春，他、金斯堡和另一朋友开车上山，到这里转了一个钟头，当场决定由他们三个人共同买下这块地，每公顷仅二百五十美元。 回到家中他准备午饭。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吃火腿三明治外加朝鲜辣白菜，喝我带来的德国啤酒。说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那饱经风霜的脸蒙上层阴影。他写了反战的诗，参加了东京的反战游行。但显得多少有些无奈，这毕竟不是六十年代了。我提到女儿对美国病的诊断，他完全赞同。 谈到美国诗歌，他认为有两个传统，即理性的幻想（rational fancy）和诗意的想象（poetical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