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8节 《改革方案》

其次，北大的《改革方案》与英美大学普遍采用的终身教职制度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其所保护的教师在范围上大大缩减。新发表的第二稿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张教授仍然强调他设计的《方案》在美国也不乏先例。让我们通过统计数字来看看这个先例所占的比重。根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统计，美国大学的正教授中，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有９８％，获得终身教职的有９６．６％，在副教授中，进入这个序列的有９５．９％，拿到终身职位的有８４．７％，甚至在助理教授（大致相当于北大的讲师）一级，也有１３．６％的教师获得了终身教职。显然，美国大学中绝大多数副教授是拥有终身教职的。 当然，《方案》的起草人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但因为北大的实际情况，而不打算马上采取这种在美国有效的终身教职制度。这表明，即使在终身教职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张教授也认为，中国大学简单套用美国的制度，也许会适得其反。那么，在决定这一改革成败的许多关键方面，《方案》是否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学术界现状呢？

例如，美国大学的竞争流动体制建立在非集中化的大学体制基础上，而欧洲大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国家资金资助的水平，教师更类似国家公务员，所以很难简单套用具有高度“竞争”形态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任何对中国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大学的现状与欧洲更类似。《说明》也承认这点，并强调这是北大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如果不改革，就无法再拿到国家的巨额资助；而北大改革的成功，也会帮助北大从国家获得更多的资助。尽管如此，《说明》却仍认为可以采用美国式的竞争流动机制来解决北大的问题，甚至可以借此强化这种政府庇护的大学模式。在一个没有美国式的教育“多极化”、“非中心”的大学格局中，如何借助美国式的竞争体制来管理大学，恐怕哈佛大学校长也难以回答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其实，根据《说明》的逻辑，要促进中国教育体制美国化，首先应该是减少政府对北大的拨款，将拨款向水平较低而又缺乏足够资金支持的其他大学倾斜，改善这些学校在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条件方面的劣势，从而为人才的竞争和流动提供真正牢固的硬件基础。

不过，北大、清华这两所受垄断性支持的大学自然不愿意这样，其理由也很充分：应集中国家有限人财力办好几所大学。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有道理。对美国大学基础条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以中国现有的教育资源，即使只资助北大等两三所大学，要达到美国州立大学教学硬件设备的标准，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具备参与大学竞争和流动的基本条件，许多鼓励流动的措施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会影响学术人才的培养，损害学术的发展。 比如，禁止北大各院系留自己的博士生，这些最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便不得不到与北大有相当差距的学术环境中去工作。人文学者往往会在一个严重缺乏图书资料和优秀本科生的大学中进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而理工学者则难以进入拥有更多研究资金和更好试验设备的实验室，更少有机会从事基础性和理论性研究，而不得不转向应用研究。这些因素将使他们更不适于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中工作。这等于说，除少数较少受基础条件影响的学科，国内大学培养的博士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任教，最后只能靠吸引海外学者来填补新方案苦心腾出的空缺。 缺乏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竞争式的筛选激励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成本很低的主人机制。这就在总体上限制了单纯的市场竞争在大学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就曾指出，客观公正地评价高等教育水平的困难，在于竞争在这个领域不能产生最优结果。美国如此，中国就更是这样。 张教授指出，旧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员招聘和晋升主要不是依据学术标准，而是人情、关系、资历和以往申请次数等非学术标准，因此需要引入外部市场来给优秀人才标价：“当我们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它的作者的谁，我们一般并不在乎这个作者在哪所大学工作。这一点决定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学者可以有统一的市场价码”。 但事实上，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知道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却无法同样轻易地判断文章的水平如何。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即使同属一个大的学科，不同分支的学者也很难清楚地了解彼此工作的价值，更何况学术观念相差甚远的不同学科之间。而美国学术界的竞争和流动机制能够运行得较好，就是因为美国建立了学界公认的评价机制，而不由是否能在市场上找得到买主，或者学者是否有广泛的知名度等无关因素来决定。

目前，中国学术界还远没有建立起客观自主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逻辑也往往没有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声音强大。北大新设计的人事体制，不仅没有改善这一点，而且方案本身就是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的结果，这样的人事制度不过是将讨价还价的价码或风险提高，将报价人的范围扩大，但并没有改变讨价还价存在的基础。有理由预见，在新体制下，招聘和晋升中所进行的学术游说活动会进一步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从中国扩展到世界，进一步毒化学术气氛，淘汰那些一心做学问、而没有钻营能力的教师。 表面上，新体制主张“公开”原则，并相信“竞争”可以激活人事体制。但实际上，新体制是通过不同高校之间争夺优秀教员的竞争机制来确立他们的相对水平，因为好教授自然会有别的大学花大价钱来挖。不过，北大新设计的晋升和流动体制的核心是针对缺乏名气的副教授和讲师，并不是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但其他大学争相聘请的更多是已成名的教授，并不是讲师或副教授。 简单地说，将“名教授”的“竞争”与聘任合格的教授混为一谈，这根本不能提供一套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来决定哪个人可以升教授，而这恰恰是终身教职晋升体制最关键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