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19节 教授治校

第二个途径是蔡元培在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辞职前，蔡元培已经推行了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制度，前者是给教授代表和各科学长以校内立法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如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任职资格和学生成绩），后者是由教授来推举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在１９１９年９月回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要组织行政会议，使行政事务也采取合议制。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设置了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和事务，而这二职均以推选的方式在教授中产生。这样一来，无论北洋政府任命什么样的人来当校长，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无法任意办事。而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也使校长不至于成为众多野心家所争抢的目标。 第三个途径是蔡元培进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确保大学的自治。他在１９２２年的“教育独立议”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设想。他认为大学的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当时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的逻辑既与政党的逻辑不同，也与教会的逻辑相异。

就教育与政党而言，政党求近功，而教育求远效；就教育与教会而言，教会是保守的，而教育是自由的。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必须按照教育本身的逻辑来进行。为此，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如大学校长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学内部事务，教育总长一职的任命反而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组成的高等教育会议承认，等等。这个改革方案在他后来任大学院院长时得以推行。至于说这个方案为什么最后会宣告失败，蔡元培所设想的官僚机构学术化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学术机构官僚化的结果，这个问题需要另文研究。 蔡元培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还有另外三次。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２０年１月，因为支持北京教职员对教育当局的抗议，蔡元培会同北京其他大专校长两度辞职，迫使当局让步。 １９２３年的辞职则起因于教育总长彭允彝作了一项干预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蔡元培因此愤然请辞。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坚决表示不能与彭允彝这样的人为伍，坚决不给当局的坏人做文化上的装饰品。尽管他后来表示自己１９１９年后去志已明，只是因彭案而提前触发而已。

但无论是从他所谓的去志，还是从这次的触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对他来说，独立和自由是一所有尊严、有精神、有德性的大学的生命所在。只要政治对大学横加的干预不止，他就不会愿意委身在这样的大学中。 １９２６年７月蔡元培的请辞，就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声音。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派兵搜查了北大书报处，进校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甚至连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这使当时刚回国不久的蔡元培摈弃了北上的念头，并断然表示辞去北大校长等职。尽管军阀并不批准这份辞呈，但蔡元培也拒不上京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