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18节 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

应 星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西汉即开始设立太学、北宋起开始书院讲学，但大学体制是由洋务派以“自强”为目的而从国外移植进中国的一项新制度。盛宣怀在１８９５年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这里所谓的学堂后来也被称为“新式学堂”。洋务派和改良派都号称这种学堂是“远法三代，近取泰西”，实际上却是“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是一个地道的新生事物。所以，要考察中国的大学精神，首先就是要考察西方大学精神的核心——学术自由是如何逐渐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中被培植起来的。 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在制度上具有鲜明的移植性，但既然中西文化在发展路向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既然移植的目标最后要落实在“自强”上，那么，大学作为一国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就不可能不考虑如何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如何培植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因此，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如何避免沦为西方学术附庸的困境。积极引入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努力追求学术独立的理想，这就是蔡元培、张伯苓和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那两代教育家在塑造大学精神上所共同面对的两大问题。

蔡元培在中国有“教育神”之称，谈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必然要从蔡元培谈起。平心而论，蔡元培当年在思想上对西方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理解并不是最深刻的，他就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等主张似乎也不能算是发展中国“新教育”思想中的最核心问题，然而，蔡元培在１９１７－１９２３年对北京大学的全面改造却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气势宏大、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为塑造中国自己的大学精神和缔造中国自己的学术新传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大家都习惯于把打开这个局面的根源归结为蔡元培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字方针的确是北大当年改革的要害所在。但要真正理解蔡元培这位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要真正揭开蔡元培治下的北大能够在全国开思想新风、立学术新路的奥秘，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蔡元培对这八字方针的字面赋义，而在于洞悉这八字方针的实际运作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对北大当年改革的理解，不能仅仅盯住改革者宏大的教育理念和理想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关注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包括一些非常微小的事件，由此才能看到制度本身是如何做和如何想的。

也正是借助具体而复杂的事件分析，我们才可能将实现学术自由的外部条件和内在限度展露出来，将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本文即以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为中心，对北大１９４９年前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实践过程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 今日雄心勃勃的大学改革家们及其热情洋溢的支持者们颇喜欢拿蔡元培来说事或励志，甚至明里暗里以蔡元培自期。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去考察蔡元培改造北大的这一段历史后，也许就会发现，蔡元培改造北大的实践方向与今天某些人的大学改革方向是如何的南辕北辙，蔡元培改造北大时的宏大气象和长远眼光又是如何与今天某些人改革大学时的褊狭胸襟和功利心态构成鲜明对照的。 一 时下对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研究多注目于北大的内部改造。但如果北大的改造缺乏大学自治的外部环境，则学术自由的内部建设成果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蔡元培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他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１９１７／７；１９１８／５；１９１９／５；１９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８；１９２２／１０；１９２３／１；１９２６／７），前七次均发生在他实际主持北大校务的时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请辞一次。

陈独秀曾经批评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只是抗议政府腐败的消极做法，但这种说法失之简单。蔡元培曾自述做事“必先审其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然后定其举止”。他的辞职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对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的审慎考虑。我们从他的辞职中既可以看到大学自治所面临的外部限制，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运用辞职来减少这些限制。可以说，他的请辞既是这些外部关系作用于大学的结果，同时又是他用以调整这些关系的基本手段。我们对塑造北大精神传统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也许正可以从研究蔡元培的请辞这个特殊的角度着手。 １．大学与政治干预 蔡元培在１９１７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席演讲虽然名为对北大学生求学宗旨的校正，实际上也提出了大学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大学既然是纯粹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尽可能地防止政治干预就是大学实现学术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则根本无从谈起大学精神的塑造。 蔡元培第一次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发生在１９１７年７月。

这次虽然与政治对大学的干预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依然表明了蔡元培作为一位教育家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该年７月１日张勋在北京复辟，蔡元培于次日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辞文中“近日北京空气之恶，达于极点”，一语双关，表达了他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 蔡元培请辞最坚决的一次是五四运动发生后。１９１９年５月的请辞成因甚为复杂。蔡元培除了以此表示对学生运动甘负责任之外，他在出京时还专门贴了一则著名的启事，引用“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来表示他的积劳生倦之意。同年６月１５日，蔡元培又特地发表了一个“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言明他的倦意主要是来自政治对大学的横加干预。在蔡元培看来，这种干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干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干预。所谓行政干预，指的是大学校长成为由北洋政府任命的半个官僚，大学与教育部被处理成官僚隶属关系，因此，大学内部的大小管理事务稍微破例，就必须呈报当时的教育部批准。所谓政治干预，指的是大学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环境，因此，蔡元培对北大的教育改革举措，不仅当时的教育部可以干涉，而且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国务院、参议院也可以横加指责。

比如，蔡元培为辞退北大不称职的外籍教员就屡遭外交部质问。蔡元培痛陈他绝对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后来由于各方的一再挽留，蔡元培才不得不答应回任校长。这次请辞风波并没有改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的体制，但蔡元培还是从三个途径来尽可能地削减政治对大学的干预： 第一个途径是蔡元培用他个人极为特殊的社会地位，来为北大在相当程度上赢得自治权。这一条实际上是在此次辞职前就一直在被运用并颇为见效的。尽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员可以对北大指手画脚，尽管政府要员可以为北大的内部事务来质问校长，但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德国留学生、老革命党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的这些文化、政治和历史光环使他的大学理念和主张难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动。蔡元培所痛苦的倒不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了实际上的阻隔，而是在于他连形式上的政治干预也难以忍受，因为他酷爱自由，痛恨官僚。他固然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将种种政治干预挡回去（当然这也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特别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根本就不认同这些政治干预的正当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为此，蔡元培还从内外的制度设计上来谋求大学的自治，这即下面的两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