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说明白些,老妈显得不那么对称了。这当然与失去了一只乳房有关,因此当我向她提议,让她穿上一件特制的胸衣,她终于答应了。 起初老妈对我的建议心存狐疑,她不相信这样做能改变她的形象。她握了握乳罩填有海绵的那一半说,这没有丝毫的重量。我却对老妈说,你要它有重量干啥?它的作用是,把你另一边的胸脯撑起来,这就够了! 老妈固执地说,撑起来又有什么用!说这话时,她一副校长的架子。她从来都是居高临下。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说,海绵虽然没有重量,它却能对你的心理产生影响。这就是重量。难道说一定要在秤上反映出来的才是重量么?我这么反问老妈。面对我的反问,老妈默然。我知道,我的话起点作用了。我于是接着又对她说,你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对称的,你的步伐也就自然平衡了。我当时的神情,仿佛一个教师,我为自己的自信而感到好笑。
我想,一定是老妈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不然的话,我怎么会以如此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服老妈呢? 老妈终于听从了我的话。她戴上特制的胸衣后,确实精神多了。我们在她的行为中,再也看不出有半点病态,她就是在服药的时候,也显得慷慨激昂。 老妈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决定立即重返教育岗位。老爸当然极力反对她这么做。老爸提出了种种反对理由,都被老妈无情地一一驳回了。最后,老爸提出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理由,他差一点把老妈击垮了。是的,老爸所指出的问题,真的是十分棘手。可以说,老爸这样说,有点残酷。这大抵是因为老爸被逼急了,他已经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是再不背水一战,他就不可能将老妈拦住了。请你猜猜蠢老爸说了些什么?他有些神经质地指着老妈的脑袋,简直有点恶毒地说,瞧你,瞧你,瞧你的头发都快掉光了,难道光着头去上班不成? 老爸的话掷地有声,大家都因此而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脆弱的妹妹,终于在这份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嘤嘤低哭起来。她的哭声让人觉得心里好受了些,我发现不仅仅是我,还有老爸,甚至老妈,都在妹妹的哭声响起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相信,这么舒一口气,大家都会变得轻松一些。
老爸说得没错,老妈的头发这一个月来确实脱落得所剩无几了,这与窗外那棵落叶纷纷的梧桐相映成趣。而这一点,未经老爸指出时,我们还都没有十分在意。老妈的头发是一根根脱落的,由于它们的脱落有点潜移默化的意味,我们没有为此而感到惊讶。现在一经老爸提出,我们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一点确实不可小视。老妈怎么能没有头发呢?没有头发的老妈又怎么能走进校园走上讲台呢? 接下来的几天,老妈显得十分安静。她每天很早起床,在院子里进行一种简单的甩手锻炼。这些日子里,我特别注意着老妈的脑袋,老妈的头上,确实太过冷靖了。原先浓密的头发,怎么就悄悄离开了呢?尽管在化疗前,医生预示了这种可能性,医生说,经过一阶段的化疗,患者的头发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但如此严重的脱发,还是令我们始料未及。我们实在很难接受这一现实。我不知道老妈的内心起了怎样的波涛,我为她而感到难过。我了解老妈,她不担心别的,只因为脱发给她的重返工作岗位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她有理由伤心。我看到清晨的天光流泻到老妈的身上,它在她头发稀疏的头皮上发出了显而易见的反光。我觉得,作为老妈的长女,我有义务动脑筋想办法,为老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就我内心而言,是与老爸一样,并不希望老妈这么快就去学校上班的。我觉得患癌虽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如果能让老妈就此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从今往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披星戴月地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倒也不失为一种机遇。需要说明的是,我这样想,并没有一丝一毫感谢癌症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老妈既然得了顽症,就应该面对现实,首要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 在我解决问题的办法诞生之前,老妈一直安静地呆在家里。很久以后,当我想起这一点时,我禁不住深感内疚。我这么想,要是我不生出什么聪明的主意来的话,老妈是不会再去上班的,那么,她也许就会真的安心地在家养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害了老妈。难道不是这样么,老妈这段时间里不仅不再焦虑地想着工作的事,她反而能将心思放到如何操持家务上了。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变化啊!老妈一早起床,在院子里甩甩手,然后去菜场买菜。等我们大家回到家里,精美的饭菜已经在餐桌上摆放好了。特别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老妈将家里擦拭得一尘不染,每个房间都清洁得叫人深深地热爱生活。我们因此对老妈改变了看法。
从前我们都认为,老妈是一个不太称职的老妈,她只会工作工作,她会不会烧开一壶水,能不能把一块尿布洗干净,都叫我们感到怀疑。家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老爸一人料理的。老爸是任劳任怨的家伙,他甚至有着一段不短的倒马桶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我们家搬入有卫生设备的套间之前,这项看来有失大丈夫斯文的工作是由老爸包揽的。我们相信,要是家中没了老爸,我们会不会吃生米都很难说。然而现在的事实表明,老妈不仅是一个敬业的校长,她一旦干起家务来,也是一把好手。那些日子,我和妹妹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抢老妈,我们以抢先抱住老妈给她一个吻为荣。不止一次,老妈都差一点被我们姐妹扳倒了,她的眼镜都险些跌落下来,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老妈很快乐。 由于老妈的工作转移,老爸也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上班。需要补充交待的是,老爸是一个退伍军人,他从部队退役后,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他的身份是三级残废军人,他的双脚,因北方寒冷的气候而得了脉管炎。当他从部队回到地方上来时,他的左脚的小脚趾和右脚的中脚趾,都因为脉管炎而坏死了。
如果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老爸身有残疾,事实上许多人在获悉了老爸居然是三级残废时,脸上都露出了惊异之色。人们打量着老爸,努力要从他的身上看出什么不是来。最后人们不以为然地说,两个脚趾头不管用了,算什么残废啊!老爸就是因为这两只脚趾头,才一直深居简出,除了干好家务,惟一的消遣就是拉一只仅有六个贝司的小手风琴。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手风琴只适宜孩子练习用,我们曾建议老爸,如果真对手风琴着迷的话,可以去买一架像样些的。我曾故作慷慨地表示,如果老爸真想买手风琴,我完全可以捐出其中的一部分资金。老爸却谢绝了我的美意,他明确地表示,这架小手风琴不仅顺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他一位战友的遗物。老爸特别强调,这位不幸在建设工地上以身殉职的战友,是一位雷锋式的好战士,他的光荣事迹一直激励着老爸回到家乡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但是,老爸不无遗憾地叹息了一下说,他却一直没有条件很好地报效人民。为此他一直感到压抑,现在老妈因病留在了家中,他正好出去为社会工作。
革命家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
老爸背着他的小手风琴,去了本镇的离退休协会。他很快得到了同志们的爱戴,每当我们途经离退休协会,都会听到老爸欢乐的琴声。我们熟悉老爸的琴声,他对音乐的处理,带有他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歌曲都处理成同一种效果。无论是舒缓的,还是略带忧伤的曲子,老爸都把它们拉成了进行曲。在老爸那儿,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音乐基调。离退休协会位于一座陈旧的老宅里,据说解放前它是一户丝绸商的府邸。它有着雕花的门窗,白墙黑瓦,并且隐约可见院墙内翠绿的芭蕉。这是个环境迷人的好地方,老爸每天就在这儿上班,他的主要任务是,为有兴趣歌唱的离退休同志们热情伴奏。听到老爸的琴声从雕花窗棂中飘出,我忽然内心有些淡淡的忧伤。后来我想,那就是因为老妈。要知道,老爸的快乐工作是以老妈的负荷在家为代价的。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十分不愿意老妈在家充当百分之百的家庭妇女角色的。老妈是校长,她是个领导,她应该在人们面前指挥若定方见其英雄本色。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我才更努力地为老妈设计复出的可能,我加快了方案设计的步伐。 在老妈重返工作岗位前一个星期左右,她的头发几乎全部脱落了。
面对她光光的脑袋,我有点心碎的感觉,我不知道老妈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忽然祈望闷热的夏天快快过去,以使老妈能早早地戴上帽子。我相信,老妈戴上帽子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戴帽的念头,终于触发了我的灵感,我的想法很快就深入了下去。是的,我想到了假发套。要知道这玩意儿在当时还是十分稀罕的东西,我能想到让老妈使用它,不能不说非常前卫。是夜我与老妈就此问题进行了交谈,我看到她的眼里出现了我所陌生的光。躺到床上以后,我在黑暗中揣测,老妈这一夜恐怕不会睡得很好。 翌日我就陪着老妈出发了,我们去了上海。老妈居然晕车了,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由此可见她的体质确已大不如前。车到上海,我发现老妈非常虚弱,她的光头上满是豆大的汗滴。汗像一些透明的小甲虫,在老妈的头皮上爬动。 买下一个假发,费时两小时之多。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假发,套上老妈的脑袋,都显得格格不入。当第一个假发套到老妈的头上时,我内心吃了一惊,老妈忽然变得是那样的怪异,她像是一个乔装打扮混入我们家庭的特务。因此没等老妈走到镜子前瞻仰自己的尊容,我就把假发从她的头上抹下来了。老妈于是又试戴了第二个、第三个。
我已经说过,什么样的假发套,一旦登临老妈的脑袋,就有说不出的别扭。在那一刻的我看来,只有光头的老妈才是真实的老妈。一时间,我真想让老妈彻底放弃买假发套的想法了,我想拽着她立即离开假发店,离开满街都是态度冷漠之人的大上海。我记得,老妈在假发店里,不止一次地用特别的眼光打量我。老妈一定察觉到了,她的女儿情绪反常,这引起了老妈的警觉。 最后,当营业员把一个金发套戴上老妈的脑袋时,所有的目击者(当然包括我和营业小姐在内)都忍不住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大笑的理由,我想差不多是一样的,那就是,老妈戴上这个金色发套,确实可笑。金发令老妈的脸几乎失去了轮廓,而她那副镜片厚得出奇的眼镜,有一半被埋在了金色的刘海里。老妈的形象这一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笑声吸引了许多顾客,在我们所处的柜台旁,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所有的人都加入了笑的行列。我忽然为老妈而感到屈辱,我觉得这样的场景,与围观一只猴子耍把戏没有什么两样。我感到愤怒了,我一把拉住老妈的袖子,狠狠地把她拽出了人群。挤出人群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我们差一点把一个胖男人撞倒。 出了假发店,老妈发现了我眼里的泪光。
她摸出她的手帕来,为我擦去伤心的泪水。我长成一个大姑娘,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妈有如此温柔的动作。在我的记忆中,老妈一直是一位校长,一个严厉的老教师,因此我不太习惯老妈的温柔,我觉得要是自己继续流泪的话,老妈或许就会把我当作一个孩子那样搂进她的怀里去。因此我不敢再流眼泪,我接过她的手帕,自己雄赳赳地擦了擦。 接着,我又一次把老妈拽进了假发店。我们轻车熟路地来到方才的那个柜台上,不再有半点的犹豫,就挑中了一个假发。盘桓了近两个小时,成交却在转瞬之间。 当我伴着老妈回到家中,老爸正在洗菜。这不是么,他的手上正抓着一棵大青菜。由于老妈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爸一时间几乎是惊呆了,他手上青菜滴下的水,把他的裤管都淋湿了。老爸只顾盯着老妈看,对他裤管的被淋浑然不觉。 老爸的评价是,老妈变得年轻了。老爸没忘了说一句玩笑话,老爸说,你们怎么没想到让我也来一个? 妹妹的反应则要强烈得多,她嚷嚷道,太黑了,太黑了,太黑了就根本不像是老妈自己的头发! 老妈说,它本来就不是我的头发。 就这样,老妈顶着并不属于她自己的头发重出江湖了。 老妈在工作中像鱼一样畅游着。
许多年过去,老妈忘记她是一个病人了,就像她渐渐适应了那顶假发,不再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头上的是别人的头发。老妈在学校,不仅还是校长,不仅还担任高年级的道德修养课,她还兼任县机关工委(这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的副主任。这就是说,老妈除了要领导学校向前进,除了要走进课堂谆谆教导孩子们天天向上,她还经常要去县里出席一些会议。我已经说过,老妈的左乳切除后,她变得晕车了,只要一上车,她就会脸色刷白。我敢保证,行车十五至二十分钟后,老妈一定会把她胃里的所有食物毫无保留地吐出车窗外。因此老妈每次从县里回来,脸都格外的白,白里透着灰。甚至我还在她的假发上发现了一点呕吐物,天知道老妈是如何把它搞上去的。 老爸决定召开家庭会议,重点讨论老妈是否适合继续参加工作的事。
革命家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2)
在家庭会议上,想不到的是老爸居然还打着官腔。我一直不知道老爸在部队时究竟担任何种职务,这一点老爸和老妈从来都讳莫如深。从老爸不时流露出的官腔看,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换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官,他最多是个副营级。做出这样判断的理由是,老爸的工资并不算太高。我和妹妹观点一致,我们都觉得,老爸充其量只是一个有点级别,但无实质性职务的文化兵。或许就是一个宣传干事,专门负责部队的黑板报什么的。当然,如果部队有什么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老爸的,他的手风琴,也许正是那时候学会的。 老爸在家庭会议开始之际,首先清了清嗓子。他腰板挺直,好像椅子没有靠背似的。他在提出其观点前,说了一些没用的废话。老爸的废话一向很好听,老爸是个讲笑话的专家,但老爸这一刻说的,却乏味得很,在我听来,有些语焉不详。比如,老爸说,啊,老二,大家不容易,啊,老大,啊,老大老二,给老妈捶捶……老爸这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老爸真正要说的话是,老妈再也不能这么忘我地工作了。老爸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老妈只适合回到家中休养。
老爸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身体对人生来说,无疑是最基础的。老爸非常幽默地说,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想干工作的话,那就只能像气功的意念移物一样。 老爸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妈的反对。老妈情绪有些激动,她对老爸的理解是,他企图借此达到自己重新去离退休协会上班的目的。老妈表示,如果老爸真是这么想,那么他只能是痴心妄想。老妈说“痴心妄想”四个字时,右手有力地在空中挥了一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动作,记得我幼时,常常在各种会议上看到它。 家庭会议开始不久,气氛就显得如此紧张。我和妹妹觉得真是不好说什么,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可是我注意到,老爸的目光一直在扫视着我和妹妹,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了求援的成分。老爸显然是想我们能够站到他的一边。我忽然觉得老爸有些可怜,我相信老妈一定是误解了老爸的意思。召开这个家庭会议,老爸可谓用心良苦,我相信老爸的所有考虑,都是为了老妈的身体,他不会有任何机会主义的想法。 可是要我发表意见,我真的觉得十分为难。劝老妈不要上班,这显然是我应尽的职责,但是我生怕伤害老妈的心。我知道,老妈一旦离开她的岗位,她全部人生价值就坍塌了。
这在前一阶段的病假中已经显露出来了。那段老妈在家养病的日子,我不时听到她深深的叹息。在我看来,老妈似乎变得更矮了,她的肩、背、腰,都不再有往日的坚挺。老妈的躯体质量,看来有些松弛。当时我只是以为,是病魔令老妈出现了这样令人丧气的变化,可是,随着老妈的复出,我发现我的理解是错误的。叹息声、松软感,在老妈那儿神奇地消失了,老妈又呈现出往日的校长威风。除了那个假发套给我以异样感外,老妈与患病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妹妹很快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老爸的一边。她指出,不管老爸是不是因此会去离退休协会上班,老妈都不宜再当校长。妹妹说,国家领导人还努力废除终身制呢,一个小学校长,难道就不能愉快地激流勇退么?妹妹像是在进行一场演讲,她的口才不错,想表达的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只是,我不能完全同意妹妹的说法,能不能退的问题,并不是老妈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妹妹的说法成立的话,就等于是说,老妈是因为迷恋权力才不肯回家养病的,这显然是对老妈极大的误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校并不会因为老妈不去上班而撤销她的校长职务。事实上,学校已经明确表示,老妈的校长位置,永远不会有人取代。
说这话的是小学的副校长,他是老妈一手培养起来的。他诚恳地表示,如果老妈信得过,工作可以由他来做。但是,他再三强调,他永远只是副校长,是老妈的助手。你看,形势是这样的,妹妹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 奇怪的是,老妈竟然没有对妹妹的错误说法加以驳斥。老妈仿佛没有听见妹妹的话,她只是固执地面对老爸,她有点斩钉截铁地说,要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老妈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把话说死,再也没有了商榷的余地。看来对老爸来说,召开这个家庭会议无疑是失败了。不过,老妈多少做出了一些让步,她在会议行将结束时表示,她将辞去机关工委的工作。我相信,老妈做出这样的决定,大抵是出于她害怕晕车的考虑。看来晕车确确实实让老妈感到了痛苦。 不久老妈就晕倒了。老妈被学校的老师抬回家来。令老妈深感不安的是,她的假发在途中被年轻的老师们不慎弄丢了。等老师们一走,老妈就命令老爸去找。老爸面有难色,他不相信老妈的假发会乖乖地还在路上。老爸的意思是,他宁愿为老妈出一趟差,去上海为老妈重新买一个假发套。老妈于是又命令我去通往学校的路上寻找。我可不想违逆老妈的意思,我立即出门去找。
当然不会找到,一路上,香蕉皮、纸烟盒有的是,就是没有老妈的假发套。我转了一回,回来报告老妈,老妈怀疑我的寻找不够仔细,她又派妹妹去找。妹妹明确表示她难以从命,她的理由是,姐姐既然已去找过,再找就显得多余。况且老爸说得好,再去上海买一个才是上策。妹妹最后说,老妈呀,你的假发套也该换换了。戴了这么多年,发型陈旧不说,也似乎太脏了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新发套买回来不久,老妈就开始出现黄疸了。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老妈频繁出入医院,自然再也不能去上班。 克服了重重阻力,老妈终于被说服再一次走进手术室。医生打开了老妈的腹腔,看到老妈的肝脏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得不像样子了。医生在匆匆缝合了老妈的肚皮后对老爸说,老妈的日子,不会超过两个月了。 老妈立下了这样的遗嘱:一,将她所有的备课笔记,和她所搜集整理的与教学有关的资料,以及她所撰写的教学论文,一律捐献给学校。在老妈的追悼会上,副校长除了高度评价了老妈对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对老妈捐给学校的宝贵遗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副校长(不久他就荣升为正校长了)说,这些是老妈智慧的结晶,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老妈的遗嘱之二,是要求我和妹妹,必须要在日后培养出一个当教师的后代。老妈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她这是不让我们家后继乏人。我相信,我和妹妹都没有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一定是老妈的一块心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老妈的不孝的女儿。老妈的遗嘱之三,涉及到老爸。老妈指示,在她去世之后,老爸可以尽快再娶。老妈的担心是,在她走后,老爸一定会感到孤单。她积极地鼓励老爸另找一个老伴,以免老爸的生活孤独凄凉。由此可见,老妈是个开通的校长。 老妈的追悼会十分隆重。小学的操场上,全校师生以及死者的家属和老妈的生前友好,都垂首而立。哀乐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催人泪下。副校长作的悼词长达四十五分钟,那刚好是一节课的时间。老爸则代表全体家属在追悼会上发言,他首先对着老妈的遗像行了一个军礼。老爸的军礼十分威严,这令我感到有些自豪。接着老爸以第二人称的手法,向老妈的亡灵作了对话式的发言。老爸的发言由于官腔太重,没有引发大面积的流泪。倒是一名学生代表题为《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安息》的发言,引发了一声声的抽泣。孩子的童声像一首哀婉的诗朗诵,我的心被她一阵阵揪紧。
是的,我们对老妈的回忆绵绵不尽,捧着一本发黄的中学生作文刊物,重读那篇写老爸老妈的作文《走向夕阳》,老妈音容宛在。 老妈去世以后,老爸就把家务彻底卸下来,这副重担渐渐落到了我和妹妹的肩上。有消息传来,老爸当上了离退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据说相当于正局级。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