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1）
公元1999年,在中国旧历生肖中属兔。自古以来,兔年多被人们赋予祥和升平的意味,可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中南海的领导者大都使用“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来预计全年情势,而这句话也会在以后几周为地方官员辗转相传,反复陈述,谁料竟是一语成真:4月下旬中国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差不多同时,法轮功万余信徒悄然围聚中南海四周,警察事先居然毫无察觉;5月8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6月间长江下游连绵阴雨引发江浙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台湾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变皆出意外,但以我国内政外交的基础和情势来看,似乎在所难免。此后政府精心处置,又有舆论的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所以并未酿成大患。到了这一年秋季,柳暗花明,似乎又是四海升平的局面。但无论是权力中枢还是亿万普通百姓,谈论这一年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险象环生”的感叹。1999年在欧洲历史中,是两德拆除“柏林墙”继而统一十年之后,将首都大举东迁柏林的一年。在美洲,则有弹劾总统的程序被美国议会付诸实行,这在美国二百年历史上没有先例。
由国内的方面来说,广学会月刊《万国公报》首次向国人提及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重整旗鼓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迪民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1999年均已过去整整百年。1999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五十周年的纪念,又是“北京风波”十周年,还有澳门脱离外强统治回归祖国的庆典。当时官方所谓“大事”,想必是指这些情节。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无数大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回应。 说到“百年历程”,我们的叙述不妨从一位老人开始,倘若他在1999年仍然活着,恰可享受百岁寿辰。只不过,他没有能够长命百岁,甚至不能像常人一样尽其天年。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夜色降临时,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
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也就从1999年的2月开始。 这一年2月1日,午夜过后,大多数北京人在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中惊醒,狂风由西向东,卷地而来,整个城市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船。围墙倒塌,树干折断,巨大的广告招牌轰然落地,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第二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竟还没有一点春日气象。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三十六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 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十六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
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四十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
“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 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
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 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
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 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
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
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 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
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
,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