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6）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六十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三百个部长和副部长、一千九百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三万工作人员减少一万七千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 ①。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三千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 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①。
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六千万,官员集团不过由七千五百人组成;公元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一万七千二百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三点六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二百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二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
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二十三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杌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 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明代:2900∶1 1949年:297∶1 1994年:29∶1 这一新闻有个大字标题:《三十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可见咸丰所谓一县官吏“盈千累百”,与今日相比乃是“小巫”。 现在到了1998年岁末。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是险象环生,好在都过去了。长江特大洪水安然流过荆江、皖江,经下游进入东海。亚洲金融风暴的破坏力也开始减弱。尽管吴敬琏还在警告“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不过,朱杌在九个月前的“人民币不贬值”
的承诺毕竟兑现了。这让亚洲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为之称道。 前述“万言书”的匿名作者之一终于站了出来,原来是《当代思潮》那位总编辑。他把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起诉《交锋》的两个作者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者”们批评它给江泽民树碑立传,国内的一些人却在批评它对江泽民恶意攻击。那位总编辑属于后者,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一连串尖锐批评《交锋》的文章,眼见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于是转而诉诸法律,说《交锋》未经他的许可就摘录发表他的文章,是侵犯了他的著作权。 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这是1998年年末一件有趣的事。11月26日,“万言书”与《交锋》之间的一场官司拉开了帷幕,地点在南三环路边铁匠营胡同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发动了诉讼却没有出庭,只把被告、庭审法官、记者、一大堆旁听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师留在法庭上。代理律师期望以法律手段来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可是法官却说,法庭只裁决是否侵犯著作权,不评判意识形态的是非。一个记者听了这话当场感叹:“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时代这么一变化,“万言书”的作者就有麻烦了。
一审判决以法庭驳回总编辑的所有诉求而告终,还要他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五千五百一十元。他不服判决,于是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责备代理律师不力,满城寻找最精明的律师来取代之。律师被更换了,可惜还是没有用。上诉又被驳回,除了再交五千五百一十元诉讼费外一无所获。京城那些激进的改革者都说,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在中国法律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开创了新的一页。境外的报纸也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只有“美国之音”摆出冷眼旁观的样子,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讨论《交锋》。有人说到书中一个章节在西方广为流传:1996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朱杌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于是回答:“这反映了大陆改革者的一种焦虑心情。”又有人提到一百年前也即1895年的一段往事。它出自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努力》:北洋水师于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李鸿章硬着头皮去下关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胜利者颇为自得,对李鸿章道: “十年前我就劝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和起色?” “我国的事样样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的意愿去做。”
李鸿章 颓然说:“我的愿望很大,却没有实行的可能,自己深以为耻!” 普林斯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胡学华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但他想和新总理谈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朱杌,建议“中央政府开办六合彩”,说他专门研究过博彩业,发现“六合彩是所有博弈游戏里负面成分最小的,至少比烟草的负面作用要小许多。”却“可以安定社会,它让每一个购买六合彩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充满梦想”,还可以“每年给政府带来五百亿至一千亿元的收入”。倘若真的如其所言,新总理就不用再向老百姓增发那一千亿元的国债了,也不用在五年以后担上一个“寅吃卯粮”的罪名。 但是胡学华要说的还不只是穷人的“梦想”和国家的“库银”,还感叹政府官员的普遍贫困:“我在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上看到,您的月薪才两千元,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到。”又劝告新总理,“政府是不能长时间以低于市场经济标准的价格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几千万公务员购买劳动的。”否则必然招致公务员中的平庸和腐败。他从电视上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感到美国总统的轻松之态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
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朱总理,您个人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这话说得不错,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官员们从“人治”当中所获得的好处,没有提到他们承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承受的东西,但也享受了很多不应该由他们享受的东西。“人治”的本质其实是“官治”,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明白,它所造成的“悲哀”,百姓肯定比官员更有体会。 1998年年底的某一天,二十岁的严涛坐着火车进了北京。这个出身于安徽省河东村贫困农家的女子,也是大学二年级的学 生。一周之前她放假回家,看到村民负担太重,父亲为此上访遭到官员报复,一家人愁眉不展,母亲和姐姐还有些神志恍惚。这瘦小的女子自告奋勇为民请命。 父女俩第一次来到京城,身穿单衣走出火车站,看到这陌生的城市飘着雪花,感觉周身寒冷,又没有钱去买衣服。以后一个星期,两人白天手捧一张北京地图挨门投诉,晚上睡在最廉价的地下室大通铺上。屋里没有暖气,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到隔壁有暖气的房间去徘徊一阵。“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好查清啊,没必要非去惊动北京那些大官啊!”
一位陪严涛跑了几个部门的同学说:“可是看到农民到处告状没人理睬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可怜。” 终于有一天,父女俩找到农业部的大门,父亲被哨兵挡在门外。矮小的严涛跟在一位女干部身后走进去,递上材料,又指着后面一大片手写的姓名对人家说:“我爸是当事人之一,现在他就在大门外面。” 可是“北京那些大官”很忙,让她回家安心等待。于是她回到村子里,等了两个星期,官员没有来,来了两个记者,《中国青年报》的胡跃华和张坤。她对他们说:“叔叔,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呢……” 两个记者果然不负这女子的等待,回去就把文章写出来,刊登在1998年最后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北京官员来调查一番之后,为严涛父女和他们的乡亲伸张了正义,还把几个民愤很大的官员撤了职。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两个记者也“没有想到问题处理得那么快,力度那么大”,不禁心里也高兴。 有一天张坤忽然受到一个昔日同事的邀请,说是好久不见,想在一起坐坐。于是如约前往,不料席间主角竟是那个因此事而被撤职的乡党委书记。
昔日的书记如今改换门庭,酒过三巡,话也多起来:“……唉唉,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市里××对我好着呢,问题发生 后,我和乡长都下了台,但我现在被调任到另一个乡当人大主任,比过去舒服多了。哈哈……”他一边说一边笑,还伸出一只手拍着记者的肩膀:“我这次来,主要是带新任班子来认识认识新闻界朋友,请请大家,以后再去采访,提前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合肥不就这么大吗!谁不认识谁啊……” 张坤定睛一看,旁边还真坐着一个人,正是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