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生子周海婴出生了。消息连同照片传到北京，早已悟透并看淡人生的朱安表现出了友善和高兴的态度。 1936年10月19日，朱安的天空坍塌了。鲁迅猝然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她和老太太悲痛欲绝。不过，早已经习惯接受残酷的命运打击的朱安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点燃香烛，遥向南方，聊作供祭。当月，她做出了友好的举动，亲自致信鲁迅三弟———周建人，称许广平为妹，欢迎海婴母子俩回北京居住，共同照顾海婴。许广平没有去北京，但却承担了鲁迅的道义与责任，按月接济朱安。 鲁瑞老人去世时，留下遗言，让周作人把每月15元的供养费转赠给朱安。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后，接济中断了。周作人除了那15元，虽附逆成奸，作了新贵，却不曾资助寡嫂分毫。

体弱多病而已步入人生暮年的朱安，变得困顿不堪。老母亲去世一年后，她欠了数千元的债。周作人出了个主意，让她卖掉鲁迅藏书，以换取一点钱。消息传出，各方反响强烈。两名鲁迅的学生迅即赶往北京，加以制止。 当他们不明就里地走进鲁迅在北京的家时，朱安的午餐是几块咸萝卜就着一碗粥。两位学生责难她不该卖鲁迅的藏书，朱安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说出了一句情绪激昂的话:“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来者汗颜。 随后，经过协商，他们答应每月从上海汇上一笔数额不大的费用。加之朱安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总算可以勉强度日。1946年，许广平回到北京收拾鲁迅的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相处了一个月，朱安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但由于她一向不大会表露自己的感情，仅在许广平回上海后，才写信谈了内心的喜悦感受。她还直接写信给海婴，索要照片，关心他的学习和身体状况。1947年3月，朱安病重，她念念不忘许广平母子俩。她心理上对于周家有了后代是欣慰的，她把周海婴看成是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并嘱咐许广平，她死后，希望周海婴烧香火来祭奠她。随即，她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这年6月29日，朱安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结束了自己因苦孤寂的一生。许广平托人为她操持了葬礼，将她葬在了鲁迅母亲的墓旁，坟上未有任何标记。

文学巨匠-鲁迅民族英雄

生前收入不菲，辞世时一家人的经济却陷入困顿;面对非原则性的攻击，鲁迅隐忍退让;与国学大师梁实秋的论战，鲁迅打了漂亮的一仗 著名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对鲁迅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比喻———称之为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个评价为鲁迅本人所欣然接受。他虽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却吮吸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精神养分。一反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和奴性，独具反叛特色，以一支如椽大笔横扫南北，最终铸就成了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钢铁炼成的民族英雄。对此，鲁迅自己评价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了解鲁迅经历的人，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逆反心理，是否定误解鲁迅的，认为他刻薄、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生活中的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以他的稿费收入为例，有人算过一笔账，他生前写文章，当教授挣下的大洋，约值今天人民币170万元左右，那么，这笔数目不菲的收入哪里去了呢?除去购买北京的住宅，维持两个有了家室的弟弟一家的生活外，他还支援了别人不少。以至于在他辞世后，身无长物，一家人的经济陷入了窘境。 至于他生前，那些反对他的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政治上给鲁迅栽赃，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灿灿的卢布收买。有人泼妇骂街似的指斥他为“封建余孽”、“法西斯”、“二重反革命”……更有甚者，在学术成就上对其狂贬，称他的小说仅有一两篇可取，杂文叽叽喳喳，拨弄是非，至于《中国小说史略》则是剽窃之作，读其译著如同天书，文风是“流氓风格”，个别对他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他进行迫害。直至临终前夕，他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暗中对他进行偷袭。 像鲁迅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豪，如此这般被攻击得遍体鳞伤，恐怕无有二者。 鲁迅对此是宽容的，他通常采取隐忍退让的态度，尤其是对青年，更默默甘受贬损。但是，对原则性的问题，他却丝毫没有妥协和退让。

这其中，令人熟知并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与散文大家、国学大师梁实秋的论战。 梁实秋是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的主要批评家。鲁迅跟他的论争主要是文学中的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 当然，这场论战，后来逐渐升级，彼此唇枪舌剑，再不相容，不少左翼文人都卷了进来，加入了批评梁实秋的行列。最为精彩的莫过于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嬉笑怒骂，其讽刺挖苦之深，令梁实秋不堪其辱。自称“我不生气”的梁实秋当时执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的那天上午，他正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地向学生讲授他的论战观点时，忽然，一位学生夹着一卷杂志，神情颇为不安地叫住了他。 梁实秋不明就里，正为学生打断他的授课而愠怒时，那位学生将《拓荒者》上载有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递给了他。梁实秋急忙在教台上踱着步细细阅读起来。渐渐地，他铁青着脸，继而脸红筋涨，浑身不住地颤抖，他愤愤地将那篇文章往桌上一掷，口中喃喃自语:“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这对于素以清新洒脱、温文尔雅的形象而立世的梁实秋而言，如此的情绪激动在其人生中是并不多见的。

鲁迅自然是不亦快哉! 据知情者回忆，这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下的最漂亮的一仗。 晚年，梁实秋在台湾提及他与鲁迅的这场论战，倒是显得心平气和，他说:“鲁迅的杂文肯定是一流的，但他多了几分意气，似嫌少了些平复与宽容。” 杂文毕竟不是闲适雅致的小品文，缺乏了战斗性、缺乏了犀利的刀锋，批评便显露不出。比之时下的许多不咸不淡，论点加事例，四平八稳的所谓杂文，鲁迅当然是一座丰碑，强似了他们千百倍。诚如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鲁迅被神化了，凡三十年代与他论战过的人，都被揪出来，清算了一番。如此，文坛巨匠郭沫若亦不能幸免。 这场当年上海滩上的“文笔官司”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精神起点。一些早期的文艺团体，在血雨腥风中擦亮了眼睛，渐渐转向革命。

如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他们以文人的浪漫和青年人的率真，树立起使命意识，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清算。 华山论剑。他们居然选定了鲁迅，群起围攻，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 这其中，以郭沫若表现最甚。他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这种带有人身攻击的文字，开创了20世纪批判文章的先河。 鲁迅对这篇文章很有感慨，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不过，饶有兴味的是，郭沫若当时用的是“杜荃”的笔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为此惹来了不小的麻烦。1968年春，上海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查找30年代曾参与攻击并与鲁迅论战的人。他们找出了化名“狄克”的张春桥，顺带也找出了“杜荃”的文章，其时，鲁迅已被请上了神坛，任何对之过侮的言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的。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居然敢恶毒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那还了得?红卫兵一面贴出大字报，写出辩论文章，对该文万炮齐轰，一面四处查找“杜荃”其人。

郭沫若这时的处境本就不妙，与毛泽东的诗友关系已不复存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费尽心机，终于打探到杜荃便是郭沫若无疑，他们如获至宝，积极串联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准备对郭沫若进行揪斗。 郭沫若一时陷入困境。他将这段30年代的笔墨官司中的是非曲直，宏篇大论地写出来，主动交到中国科学院，并反复借用鲁迅生前对自己的评价。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跟郭沫若虽然曾以笔墨相讥，但因为大目标相同，并不日夜记着个人之间的恩怨。”后来，周总理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在他的亲自过问下，郭沫若方才涉险过关。 鲁迅生前，在他批判论战过的对手中，有一位名叫徐志摩的“新潮诗人”，面对鲁迅的恢宏气势与排山倒海般的咄咄逼人，颇具小资情调的徐志摩几番论战下来，不堪招架。无奈之下，他亲自致书周作人，希望与鲁迅和解，并请他代言，他已领教鲁迅的千古文章。 文章发出，立时在知识界中传为笑谈，因为鲁迅兄弟早已失和，这场文笔官司岂是周作人所能化解得了的?

文学巨匠-鲁迅死因之谜

偶感风寒，鲁迅困卧病榻;获知鲁迅去日无多，周作人表情漠然;日本医生断言鲁迅死于心力衰竭，后人充满疑惑 这一天是个颇为特别的日子。 1936年3月2日，鲁迅到一间阴冷的藏书室里去找书，折腾劳累中出了汗，出得门来，经风一吹，不想受了风寒，当天晚上便剧烈地气喘起来，接着就病倒了，病势较以往甚是严重。本来，鲁迅年轻时身体是不错的，漂泊天涯，极少患病用药。但不知怎的，后来患上了胃病，食欲不好，痛得彻夜不安，身体便垮了下来。尤为致命的是，鲁迅从事绞尽脑汁的文字工作，案牍劳神自不必说，他的生活也没什么规律，晚起晚睡，生物钟被打乱了，香烟须臾不能离手。为此，许广平曾忧心忡忡地劝他把烟戒了，鲁迅每到这时，总是摆摆手，安慰她道:“不碍事的，我抽的是进口烟，没吸入肺部。” 实际上，香烟对他健康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到后来，他患上了肺病，稍感风寒，便会引来剧烈的咳喘。这一次，他病倒后，终日靠在卧室的躺椅上，静静地闭着眼，可是喘气的声音几乎穿透屋宇，像铁匠铺的风箱一样“吭哧”、“吭哧”地响个不停，来人还没进屋，在楼梯边便能清晰可闻。

进屋一看，鲁迅的鼻子和胡须都喘得扇动着，胸脯则痛苦地起伏，差不多永不离手的纸烟，也放弃了。 进入6月以后，他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对此，鲁迅在日记中记述说:“日渐委顿，终致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况。 在鲁迅病中，不少友人和学生对他的病情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史沫特莱、宋庆龄、冯雪峰、茅盾等，都一面前来探病，一面为他推荐医生。 与此同时，鲁迅与周作人在学术界的不少朋友得知鲁迅的现状后，都滋生了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冀能借此机会促成这对叱咤文坛的兄弟言归于好。 杰出的教育家、思想理论界的巨子，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此时已同样步入了人生多病的晚秋，他在闻知鲁迅困卧病榻的消息后，曾蹒跚着步履前来探望，随后，他又让一名北大的学生，专程前往八道湾胡同向周作人传递这个信息。 周作人一副苦行僧的姿态，手持一紫砂陶壶，听这位青年学生谈完鲁迅的病情，转达蔡元培先生的意见，自始至终，他半眯着眼，除了偶尔啜饮着几口浓茶水外，不插话，不提问，不发一言，表情漠然。来者只得嗟叹而返。 10月19日，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一面旗帜的鲁迅终因肺病不治，溘然长逝。

关于其生病及死因，历来有很多追忆与叙述。惟有其独子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首度打破沉默，质疑“鲁迅之死”的背后有一些解不开的疑团。鲁迅临去世前，肺病确已很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特意请来了一位美国的肺病专家，给鲁迅会诊。这位邓姓医生在仔细检查后，表现得颇为乐观，他的论断是结核性肋膜炎。病人的肋膜里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即大开，病人食欲增加，身体就可恢复抵抗力。以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治疗，凭鲁迅的病况与体质，他完全可以再活10年。如果舍此而用他法，病不过拖延半年，便会不治而死。最后，他建议，可找一位中国医生，由两人商定治疗方案，再由中国医生一手操持，无须他亲自治疗，效果会大好。 然而，早年留学日本并曾学医的鲁迅，其专门的医生是一位名叫须腾的日本医生。那个美国医生诊断后，须腾赶了来，岂料他一口否定了对方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鲁迅的病情加重，须腾这才改口承认，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问题是，从医学的角度而言，这类病情连一般医科大学的高年级学生都诊断得出，须腾行医多年，对鲁迅的病情了如指掌，何以会搞错? 不幸的是，在许广平与鲁迅三弟周建人对须腾有过某种异议和不满后，曾想换由美国医生治疗，但被鲁迅所拒绝，他仍赞成由须腾为他治疗下去。他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愈往后，鲁迅的病愈加沉重。许广平焦虑不已。按说肺结核在当时称为肺痨，是令穷人只能等死的绝症，但以鲁迅的声望与经济条件，还是可以治疗的。当时虽无什么特效药，但有一种“空气针”，注射了效果较好。连许广平不大懂医，都要求须腾注射此针，可须腾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日本产的这种药能让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可又起一些反作用，会使病情加重。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鲁迅尽管病得这般沉重，须腾一如既往，不紧不慢，丝毫看不出紧迫感来，他不建议鲁迅住进上海的西医院治疗，反而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去日本治疗。鲁迅当即断然拒绝道:“日本我是不去的!” 进入10月，一叶落而知秋，上海已有了寒气。须腾异乎寻常地搬家了，从虹口闹市区躲进了法租界。到了这时，他仍没有建议鲁迅入院治疗。

10月18日，鲁迅病情加重，呼吸紧促，冷汗淋漓，看上去十分危急和痛苦。 须腾注射完一支日本产的激素类针剂后，许广平立刻焦急地走上前，询问病情，须腾不紧不慢地说:“过了今天就好了。”许广平这才稍稍安下了心。 岂料，须腾的话居然是一语双关。 次日凌晨，鲁迅便进入了弥留状态。终日喘息不止的他呼吸不再粗重了，而且越来越微弱。到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发生了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须腾带着两名日本护士闻讯赶了来，他们在床前左右摇晃，进行抢救。实际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天明时分，须腾摘下了耳上的听诊器，不得不沉痛地宣布，鲁迅已不治而去，死于心力衰竭。 许广平默默地立于一旁，望着面容安详，仿佛仍是过去辛苦写作一夜后，在早晨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的丈夫，她轻轻地揽过幼小的独子周海婴，生怕再失去了什么似的，饮泣道:“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俩相依为命。” 一会儿，不少人赶了来，录制电影的、拍照的，大家的沉痛心情写满脸上。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奥田杏花的日本雕塑家，他提着一只箱子应内山完造的要求，亲自来到鲁迅床前，用凡士林油膏，涂在他的面颊上，从额头至下巴，均匀涂起，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一层层地搽匀，然后辅以细纱布慢慢敷几下，直到呈半圆形状。约半个小时后，奥田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鲁迅遗容的面膜就此剥离了出来，上面黏有十几根眉毛和胡子。随后，面膜被翻注一具，交由许广平他们作纪念，复制出的模具显得窄瘦，两腮凹陷。据推测，是鲁迅逝世后没能带上假牙的缘故。 5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许广平将那具珍贵的原始面膜捐献了出来，现作为一级文物，采用特殊手段保存在纪念馆内。鲁迅去世后，那位须腾医生不久回了日本，从此，便“蒸发”了，杳无踪迹。有人说他隐姓埋名，在日本一个乡镇行医，也有人说他死于战乱。总之，杳如黄鹤，没了音讯。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对此耿耿于怀，解放初，曾专门致信许广平，请求彻查鲁迅死因。直到晚年，他和许广平每每论及此事，始终充满了疑惑。

再说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包括他的许多论敌都为之扼腕痛惜，前往吊唁或写文章，以不同方式表达和寄托哀思的人络绎不绝，全国上下自发地掀起了一场吊唁鲁迅的运动。 鲁迅在北京的家人，得到这个消息已是傍晚时分。周建人专程发去电报，向周作人通报了鲁迅逝世的情况。周作人握着电报，在第一时间如何反应，他本人没有表露，也无旁的资料可以显示，但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是肯定的。 他连忙来到砖塔胡同，老母鲁瑞与朱安住在那里。像所有遭到不幸的家人一样，他捏着电报，唏嘘半天，方才鼓足勇气对老母说道:“刚才接到建人的电报，说老大已经……” 鲁瑞老人惊疑地望着儿子，已有了某种预感，忙追问道:“不是说好得快差不多了吗?” 周作人转过脸，缓缓说道:“老大今早就过世了。”说完，递上了周建人的电报。 朱安闻之，如泥塑一般。良久，眼泪奔涌而出，她凄楚地唤过一声“大先生”，便跌坐在了椅上。 老来丧子，鲁瑞老人的悲痛不言自明。她看完电报，忙将期冀的目光投向儿子，百感交集道:“老二，我以后就只有靠你了。”周作人则一脸颓丧，搓着手，不停地跺脚叹道:“我苦哉!我苦哉!”

次日，北京的各类媒体接踵而至，纷纷采访周作人，请他谈谈对鲁迅的看法。周作人特地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谈话:他对于鲁迅在上海的情况，了解不多，平时也极少通信，只知他患了肺病，今天早上接到弟弟的电报，才知鲁迅的死讯。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在这些回忆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鲁迅引领他走向文学道路的第一步。他赞扬说:“鲁迅做事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最高的态度，并且是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周作人对于写鲁迅的文章态度是节制的，尽管约稿很多，他只写了两篇。也许是一种巧合，他希望不要把鲁迅神化，鲁迅是人而不是神。结果后来，鲁迅果然在某种意义上被神化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便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一位青年从武汉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指斥他“不懂鲁迅的学问，最好不要乱说。”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此举是“想把鲁迅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雨庵里去。” 不过，许广平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与大度。看见周作人谈鲁迅的文章后，她亲自写信向昔日老师、今日的小叔子表达谢意。

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鲁迅生前的学生冯雪峰曾约请周建人出面，写信邀其南下，但为周作人所拒绝，他说，他害怕鲁迅在上海的党徒对他不利。其实，这里面也包含有鲁迅的意思，他生前曾希望周作人能走出书斋，为国家、民族做点大事，如北京的知识界发表救国宣言时，周作人居然没有署名。他可能至死都不知道，鲁迅生前曾公开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就连病重时，还在读他的文章。

文学巨匠-鲁迅哀荣备至

鲁迅弥留前留给许广平的暗示，曲笔两行，意蕴何在?场面盛大、哀荣备至的葬礼，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等主持，还是鲁迅家人所为 鲁迅去世后，由上海救国会、宋庆龄、蔡元培、左联等共同发起和成立了治丧小组。签于上海市区不甚方便，宋庆龄建议，将鲁迅的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里离市区较远，有可供丧葬的坟地，同时，宋氏家族的墓地也在那边。 许广平会同周建人等亲属实地考察后，觉得甚为理想，便采纳了宋庆龄的意见。接下来，便是选购棺木。 挑选棺木时，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周建人夫人王蕴如陪同许广平母子到万国殡仪馆一带选购。他们一行先是看了几家中国人开设的棺木店，这些店铺陈列的棺木，从高中档到平民化，一应俱全。至于样式，则是传统的中国模式，板材厚重，油漆上光，森然鉴人。走了几家，大伙都觉不甚满意。后来，大家觉得购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鲁迅的身份。一行人于是又来到万国公墓附近的售棺展示室，许广平一咬牙，挑选了一个价格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 出殡时，万人空巷。许多人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地加入送葬者的行列。

宋庆龄臂缠黑纱，面容哀戚，她和孔德芷等陪伴着许广平母子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引人注目，鲁迅的棺木则由他生前喜欢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