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后，地湿漉漉的。 身着青布长衫，足登一双沾满泥淖的布鞋，腋下夹着一卷书本的鲁迅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他那位于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家中。蓦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只见居于后院的二弟周作人身着同样质地的青布长衫，倚阶而立，表情却已没了往日的客套与亲近。 庭院深深，古藤环绕。门前的那棵枣树正是果实累累，微风摇曳中，一片枣香。鲁迅仰望着枣树，贪婪地吸了吸，立在那棵缀满果实的枣树下。周作人不发一言，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件交到了兄长手中。鲁迅蓦然惊疑，张愕着嘴，正欲开口，却见周作人已然扬长而去。 这会是谁写给自己的信?鲁迅忙闪进室内，拆开信一看，但见如下内容: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7月18日，作人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细细再读过一遍，令他惊诧莫名的是，此信不是别人，而是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手足兄弟———周作人写给自己的绝交信。 文笔平实简练中藏匿一种冷漠、无情。 鲁迅颓然跌坐在椅上，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弄不明白，一向手足情深的兄弟何以会走到这一步?回想往事，年幼他4岁的二弟———周作人，与自己从小玩到大，先是经历了少年时家庭由盛转衰的变故，尔后两人求学南京。待到鲁迅留学日本后，他又将周作人带到日本，担当起兄长的责任，助他完成学业，娶妻生子，并引他出道，共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令世人景仰和赞叹。 而今，兄弟间走到了“断袍绝义”的这一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入夜，细雨霏霏。鲁迅坐不住，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终被拒绝。夜幕中归来，他摊开日记本，记录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节制简约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大风暴呢? 只是鲁迅兄弟三缄其口，不曾吐露过半字，外人也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妄自揣度。 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便于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绍兴发妻朱安一并搬了出去。 周作人看在眼中，简略地在日记中记述了一句:“下午，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不料，大约在10个月后，兄弟俩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 在众人的劝说下，兄弟俩平息下来。鲁迅忙将书籍和一些家居器具取出来，就此告别了他一手经营的八道湾宅第。

1881年生于绍兴名门望族的鲁迅，不但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被誉为现代文学大师、巨匠、拓荒者，在生活中，他也是位极尽孝道、看重手足情谊的好兄长。就说八道湾宅第吧。那是鲁迅依靠自己在北京供职和撰稿所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卖掉绍兴祖屋，才凑齐了一笔款子，从一王姓人手中购得的。 这院子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外三进，颇为宽敞。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与下水道，购置家具，装修室内，足足忙了9个月。周作人从来是个乐得逍遥自在的人，他居然带着妻小回日本探亲去了。待到一切安顿妥当后，他方才从日本姗姗而归。 考虑到周作人的情况，鲁迅特意让二弟一家住在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孩子们可有个活动的天地;同时，鉴于弟媳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又特意将后面的几间房子改成日本的模式。前院给了三弟建人一家。鲁迅自己，则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该屋阳光较暗，阴冷潮湿。 三兄弟搬进来后，终于团聚在了一起。随后，三兄弟请来了几位亲朋与见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八道湾的房产，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一份，老母亲鲁瑞占一份，这份是为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主写明是周树人。

三兄弟还同时约定，彼此间经济合作，永不分离。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看到“永不分家”的三个儿子和她的孙辈们自是满心宽慰，笑逐颜开。面对母亲的笑颜与侄子们的天真无邪，同样充满了人伦情理的斗士鲁迅，备感宽慰。 然而，不过短短的4年时间，好端端的一个家便因“兄弟阋墙”而最终分道扬镳。谁之过?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有一点值得肯定，这一切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比之周氏兄弟，羽太信子的出身颇为低贱。她原是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留学日本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后来她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便嫁与了周作人为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

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鲁迅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则只能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这就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悬案”。 对于他们的失和，如果简单用“家事”，甚至“政见不合”来解释，显然有点牵强。 羽太信子事后说:“鲁迅曾在他们的卧室下偷听。” 以鲁迅的文人性格，他不大可能会有如此下作之举。再则，周作人夫妇卧室的窗前种满了鲜花，外人根本无法靠近。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于是，“窥浴风波”最终导致了兄弟反目。 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事关鲁迅名节，谁也不可妄断。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身边吹了“枕头风”，以她不健全的人格，精神心理障碍，是完全可以凭空捏造的。 令鲁迅恼火的是，他想与周作人夫妇弄个明白、问个清楚，二人始终不与他沟通，令他百口莫辩。 最终，兄弟失和缘于家务之争还是“窥浴风波”，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鲁迅在跟二弟周作人决裂后，愈来愈感觉到有说不出的惆怅，他始终让痛苦的回忆默默地埋藏在自己心里，从不向世人诉说。自他搬出八道湾宅第后，大病了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幸而，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并写出了另一部扛鼎之作———《祝福》。

新婚之夜，鲁迅嘤嘤啜泣;朱安一封建议纳妾的信，令鲁迅反感异常;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 鲁迅虽贵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伟大的文学大师，但他的婚姻未能免俗，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蒙上了一层淡淡而忧伤的色彩。 1899年3月，尚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鲁迅接到了家书，他被告知，家里已为他聘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名叫朱安，出生于一户商人之家。鲁迅虽有不愿，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被迫应允了。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新世纪之初的嬗变总令人始料不及，原本盼望着为两位新人置办婚礼的周、朱两家希望落空了。鲁迅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回到绍兴故里，稍作休息后，便漂洋过海去了日本。 这期间，他除了两次短暂的探亲外，一直在日本逗留到了1909年。此间，朱安一家忧心忡忡，外界传言，鲁迅早在日本娶妻生子，不会再回老家了。 朱家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朱安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目不识丁，没念过一天书，同时，裹有一双不时尚的且为鲁迅所厌恶的小脚。 对此，鲁迅从日本来信，总是反复叮嘱:朱安一定要上学识字，同时要放足。这着实吓了朱家一跳，女孩上学，闻所未闻。

至于放足，朱安已是20多岁，自幼缠好的小脚即使放开，因骨折成笋形，已无任何实际意义。 绍兴有句老话“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便开始频频向周家施压，鲁迅的母亲本来就喜欢任劳任怨、对人体贴大度、有点逆来顺受的准儿媳，加之如果再拖延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她断然做出主张，一面通知朱家将婚期订在1906年7月26日，一面令人拍发电报给儿子，慌称自己病危。心急如焚的鲁迅归来了。 鲁迅提着一只皮箱，足登一双马靴，穿着一套整洁的学生装，神情忧郁中却掩饰不住风华正茂。当他踏着熟悉的石板路闯回家时，出乎意料，一种异样的热情迎面扑来，全家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母亲正为他的婚事忙里忙外。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很快，鲁迅轻松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将无奈地接受一个事实，与28岁的朱安马上成亲。看着家人忙进忙出，看着乡亲们争相与母亲说些吉利的好话，鲁迅似乎完全置身事外，有人和他谈及婚事，他苦着脸冷冷地说:“这是母亲要娶媳妇。” 结婚那天，鲁迅木然地听从大家的安排，居然戴上了他深恶痛绝的假辫子，自始至终，不发一言，脸上丝毫看不到一丝喜色。

朱安乘坐的花轿抬进门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轿夫轻轻放下轿子，有两位妇女忙上前，小心翼翼搀扶下新娘，准备送至洞房。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朱安的鞋居然从轿中跌落了下来。朱家知道鲁迅有让女儿放足的意思，为权宜计，临上轿时，特地做了一双大鞋，可朱安因脚太小穿不上，只得填充进棉花，使外人看上去有一双大足。岂料，情急之下，弄巧成拙。 鲁瑞在旁边看在眼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心中顿觉不快。依照乡俗，新娘掉鞋可不是好兆头，一群妇女也悄悄议论了起来，说不定将来两人只能凑合着过，生活不会幸福。 拜完天地和祖宗，鲁迅由本家兄弟周冠五和周明山扶着进了洞房。其他人走了，朱安羞涩而局促地挪坐在床边的木椅上，两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衣角，不时掀开盖头偷望一眼对她来讲永远是一个传说的新郎。 鲁迅早已气恼地将假辫子扯落下来，掷在一边，然后坐在床沿上。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字、两根硕大的红烛，鲁迅如同置身于一个苦海汪洋里，心有不甘却无力抗争。这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他缓缓起身，沉重嗟叹过后，伏在枕上嘤嘤啜泣了起来，朱安惊骇地望着新郎，一时手足无措。

次日黎明，鲁迅逃也似的冲出洞房，人们看见，他疲惫而又略显浮肿的脸上，被染上了一片淡淡的青蓝色。那是他头晚哭时，沾了枕头的蓝彩。朱安呢?她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没了鲁迅，她不会青史留名;同样没了鲁迅，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作为这出“婚姻悲剧”的另一主角，也许她比鲁迅更有痛哭的理由，只不过她强忍住泪，因为在新婚之夜痛哭是最坏的兆头。 婚后第二个晚上，鲁迅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开绍兴，再次去了日本。据说，这期间，他与朱安连话都未能叙上一句。 1909年夏，鲁迅最后一次从日本归来了。这着实令朱安高兴不已，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总该为周家生个一男半女，省得乡邻流言飞语，说长道短。但归国的鲁迅很快又离开了家，主要是为一家的经济作考虑。二弟周作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需要用度。孀居的老母和已长大成人的幼弟都需要他的照顾。为此，鲁迅归国后在杭州谋得一份教职，赚钱补贴家用。 但他与朱安的婚姻生活仍旧停留在名义上，形同死水。杭州距绍兴很近，每次回家，鲁迅只简短逗留一阵，既不与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1911年11月，满清王朝被推翻后，鲁迅在教育部谋得一份公职，次年五月便迁往北京。朱安虽觉伤感，但也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一则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归国了，她平生头一次接触到外国人，体会到了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方天地。二弟夫妇是自由恋爱成婚的，这一点，让朱安隐隐感受到，自己从小受到的正统的封建礼教教育，已经受到了挑战。再则鲁迅去了北京，丈夫不在身边，正好掩饰了她婚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而当时流行做法是做官的人让夫人留在老家，侍奉公婆。两年后，鲁迅除了一纸家书和不菲的汇款外，对朱安的态度丝毫未变。1914年11月，朱安回娘家省亲时不知听从了谁的劝说，居然主动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丈夫纳妾，一来可照顾他的生活，二来也希望能有个一男半女，给周家承续香火。鲁迅接信后，反感异常，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连信也没回。 1916年冬，鲁瑞老人年满花甲。事母至孝的鲁迅约好周作人夫妇同回故里绍兴，给母亲体体面面办了寿礼。朱安作为长媳，里里外外，忙碌应酬，得心应手。婆婆鲁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儿媳，她愈加心满意足，生活上依赖她，儿媳成了她身边的一根拐杖。 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

他除了一种深深的苦闷和挥之不去的愁绪外，似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朱安的现实地位。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朱安随之进京。 名义上的夫妻第一次正式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朱安也得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和一些表象情况。此时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地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已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家中访客川流不息，令朱安慰藉的是，她虽是一名无足轻重的旁观角色，但年轻人仍尊称她为“师母”。 兄弟失和后，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心中郁闷痛苦的鲁迅决心挣脱身上的枷锁，情急之中，他让朱安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 朱安闻知后，顿时涕泪交加。 鲁瑞老人当即责问儿子道:“她能搬到哪里去?”鲁迅猛然清醒过来。 留在八道湾，何以为凭?兄弟既已失和，岂有嫂子留住的道理。回绍兴娘家更不可行，一个不能见容于夫家的弃妇，怎能立足于封建礼教浓厚的乡里? 朱安鼓足勇气，脸上淌着泪，几近是哀求丈夫道:“我不识字，又是小脚，我知道给大先生丢了脸。

但大先生的生活总得有人照顾，我愿意侍奉堂上（老母）和大先生一辈子。” 听着朱安谦卑真诚而又无助的话语，鲁迅只能是一声叹息。搬出八道湾宅第不久，鲁迅因肺病复发，病倒了，只能食流质食物。朱安端汤侍药，缝洗浆补，全力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这在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了一个相对的单独相处的二人世界。鲁迅病愈后，对朱安有了一些感激和客套，但两人仍分房而卧。平日里，鲁迅则把朱安的卧房用做书房，完成了《祝福》，整理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1924年初，一位仰慕鲁迅之名的青年，自称其名叫“许广平”，直接投书鲁迅，请教并交流对时局、人生、学术等包罗万象的许多问题的看法。鲁迅从对方刚劲奇崛的字体、犀利的文辞推断，此乃一位崇拜自己的“五四青年”。于是，他把对方置于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地位，称之为“广平兄”。两人在书信中神交，却不曾谋面，一年多时间下来，竟然通了一百多封信，这些信件便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著名的“两地书”。 1925年春，早已在信中相识、相知并引为知己的许广平突然出现在了鲁迅面前，只见她剪着齐耳的短发，上着一件天蓝色的绸衣，下穿一条黑裙子，胸前抱着一摞书籍，素面朝天。

鲁迅惊得目瞪口呆!千秋家国梦，被自己口口声声呼为“广平兄”的竟是位巾帼女儿，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顿时，一种异样的情愫掠过了鲁迅的心头。 许广平出生于广东一个名门望族，在她的家族里，出现了不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如广州国民政府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便是其堂兄。当年，为了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许广平毅然随兄长到天津求学，几乎被逐出了家门。 这位刚烈、自强，充满了叛逆个性的女学生转学北京后，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二人相晤后，彼此觉得倾慕不已，总有说不完的话、探讨不尽的课题。 朱安一如既往，默默侍于一旁，除了唯唯诺诺招呼许广平、添茶续水外，当然插不上嘴。许广平则和众多的访客一样，恭敬地唤过一声“师母”，便兴奋地进入了二人世界，对于朱安与鲁迅的婚姻状况，她是清楚的。 “三·一八”惨案，北洋军警公然弹压学潮，枪杀了刘和珍、杨德群等人，许广平和其他学生领袖受到通缉，将被依次递解回原籍，交由地方与家族管束惩戒。许广平当然不能回广东。鲁迅将她藏匿在家中，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终于有一天，许广平勇敢袒露出久藏在心中的渴望，愿与先生共白头。鲁迅大为惊疑。

平心而论，他也很喜欢许广平。这时已有风言风语出现，有人指斥鲁迅道貌岸然，背执人伦，搞起了师生恋。鲁迅陷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中。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许广平依然不改初衷，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老师。 1926年7月，由于北洋政府的迫害，鲁许二人感情的确立等诸多因素的催化，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月薪为800大洋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中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便同许广平悄然南下。 两年后，鲁迅来到了上海，正式进入了他杂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当上了自由撰稿人，同时，与许广平正式同居。虽然双方都没告知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京探母，他告知母亲和一些好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这个消息间接传到了朱安的耳中。尽管她从辗转得知的传闻中早已有了些许的思想准备，一旦情感风暴真的来临，其内心深处的苦涩令她顿时陷入了孤苦无助中。 拖着一双小脚，目光滞郁，带着几分无奈，朱安除了勇敢而大度地去“直面惨淡的人生”，亦无其他。

一向不善于表露情感的她经历了极度的阵痛后，向她的邻居说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也是会管的。” 一年后，鲁迅与许广平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