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3节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邓小平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着实为党争了气：政绩卓著，战功赫赫! 有史为证：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作为一二九师的政委，邓小平治军从来就是很严格的。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有一次，邓政委的马夫在山西阳城县城纵马赶路，不慎撞倒了一位老大娘，满街百姓议论纷纷。邓小平知道后，大动肝火，严厉批评了自己的马夫，把他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并从自己身上掏出几元钱，让人送去给老大娘作医药费。 在辽县西河头时，有一个老战士奸污一个妇女，政治部军法处决定将这个战士予以处决。当地群众知悉后，就派出代表到部队向邓政委求情，邓政委表示说，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决不能手软，非处决不可，而且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整顿全师的群众纪律。 在反“扫荡”时，部队出现断粮情况，邓政委就和战士们一道挖野菜、拔灰菜充饥，熬过了七个昼夜。一位新战士不忍心看到政委挨饿，设法弄来一个玉米，邓小平知道这是群众的玉米种子，立即叫这个战士送了回去。

在抗日烽火中，邓小平利用一切机会，亲自抓干部的培训，在赤岸的下温村等地创办了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以及供给、卫生、通讯等各种训练班，而且还亲自讲课，纵论形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时，邓小平领导太行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枪，抗击日寇，一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一面开展敌后斗争，一面开展经济建设，实行“生产自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奖勤罚懒”的制度，对有突出贡献的给重奖。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其劳动所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工作做好。”不久，《新华日报》(太行版)刊载了邓小平的讲话摘要，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二百元到三百元”。

在抗战困难时期，太行山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 邓小平还大力支持著名的《滕杨方案》(即《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正式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原则，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将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困难局面，而且还在物质上支持了其他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扬。 邓小平独挑重担，整风有序。 1943年10月，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这时，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蔡树藩、陈赓、薄一波、陈再道、陈锡联、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太行山上，留下了39岁的邓小平独立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主持晋冀鲁豫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担子真是很重、很重啊!然而，这恰恰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他除了积极而又稳妥地领导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全区的日常工作，在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胜利地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外，还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开展了整风和审干运动。 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历时两年之久的晋冀鲁豫全区的整风运动有序而健康地开展着，而且还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审干运动中“左”的偏差，对搞错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和平反。邓小平当时的一句名言“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左 ’啊”，在北方局的许多干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