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2节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党的事业更好地前进。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他提出：对党的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应予平反”，包括邓小平等人被“无情打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逐个、具体地说道： 对萧劲光(曾被诬为军队中“罗明路线”的代表——引者注)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 对邓小平等人的打击“亦应取消”； 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 “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 对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的处罚“皆不妥当”； 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 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 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毛泽东的这番话，如阵阵春风、沁人心脾。邓小平、萧劲光等听了，欣然放下了包袱；博古、罗迈等听了，像吃了定心丸。 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全党整风前的一次重要准备会议)，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党的路线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

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王稼祥认为，党内出现路线错误的根源在教条主义。他说：“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王明在会上没有承认错误。他把错误推到了博古身上。 看来，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并非易事。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焦点，仍是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路线教育。194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等人：“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毛泽东说：当时“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高超之处! 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又颇动感情地说： “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望邓要为党争气。” 此话表明，毛泽东对中央区反“邓、毛、谢、古”一事是感怀至深、念念不忘的。 无独有偶。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也感慨万千，作诗一首。诗云：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毛邓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此诗读来情真意切，风雅动人。 毛泽东的话，林伯渠的诗，想来邓小平是闻之读之的。然而，他从不形露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