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

也相同，而且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海闻当年从美国回到母校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维迎几乎是同时从英国牛津来到北大，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两人在北大两个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唱主角。因此当北大领导将海闻和张维迎双双提拔到学校高层的位置时，使好奇的人更加感到北大的这两个经济学“巨人”命运连在了一起。 目光前瞻：踏上自费出国深造之路 海闻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当读完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主动提出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海闻从春江水暖的杭州来到了地处北大荒的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落户。

那时虎林的知青都是屯垦戍边，一边种地当农民，一边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保卫边疆。海闻来到虎林的时候，“珍宝岛事件”刚刚平息。珍宝岛处于虎林和密山、饶河中间，海闻还记得“珍宝岛事件”过去后边疆上空那难以挥散的硝烟。 海闻在虎林一呆就是9年。这期间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也有人重新回到中学读书，可海闻因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只得默默地待在北大荒。 那个时候海闻特别崇拜英雄，而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有一张插队时的黑白照片，其造型与杨子荣无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北大荒，海闻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看到了希望。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考。可他还是在9年前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所学甚少且遗忘得也差不多了，他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或许海闻天生就有一种挑战命运的本领，他下定了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在离高考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他拼命地补习初中所学知识，又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加入了黑龙江省200万人的高考大军，竟然鬼使神差般考进了北京大学，成为经济系的一名大学生。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早年留学哈佛，1927年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战线；现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是经济系的老师。在名师的熏陶下，海闻的英雄梦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延续和张扬。 有人说，海闻天生具有一种超前意识，看问题总是具有前瞻性。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文革”的阴影尚没有散去，中国的经济远没有形成热潮，他却选择了经济专业；当他读到大三时，留学潮还没有开始，他已有去美国留学的打算。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国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名额本来就少，又都是公费，个人自费留学几乎没开先例。 有一天，海闻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老一代革命家当年出国勤工俭学的事。海闻突发奇想，说，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能到法国勤工俭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封信，让中央也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可以自费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海闻是个说了就做的人，他真的向学校申请出国读硕士，学校没有先例不知如何办理出国手续，于是他又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最后获得批准。他拿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便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

当他准备辞行时，陈岱孙教授劝他等到毕业再走，因为如果大学没毕业就走，到了美国很多课还要从头读起。这样海闻又在学校读了半年多，直到1982年毕业才出国，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申请自费出国的大学生之一。 关于这段经历海闻有过这样的“内心独白”： “我在出国的第一刻起就有强烈的归国效力的愿望。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深造，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统分时代毕竟还不多。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理想与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到北大求学，大家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我的大学生涯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国家的每次尝试都在当时大学生的视线之内，对改革开放的思索和感受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动力之一。实际上，同学们都非常羡慕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救世哲学：为什么他们有和常人不一样的、超前的眼光和办法？” 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并不容易。海闻到了美国后才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根本不能应付基本生活，更别说听课了。为了完成学业，他不得不每天上课带上录音机将老师的讲稿录下来回来慢慢自学，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如此，为了赚出学费和生活费用，他还必须出去打工。刚到美国，一位不知情的朋友推荐他去做夜班接线生，工作是从夜里12点到早上6点，老板见他是大学里的研究生便认定可以胜任，可哪知他的英文不好，根本反应不过来对方说的号码，这样干了一周就被炒了鱿鱼。后来他的同学告诉他，这样的工作就是美国人都不一定能胜任，不但要反应快，而且英文要求特高。海闻听后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英文不好，海闻不能在学校里当助教，只得到餐馆打工，或替侍者做助手，拼命挣钱，拼命读书。他在美国的最初几年真正体味到什么是艰苦和辛酸。 两年后，海闻度过了困难期，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还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时候海闻真想回国。可是他的导师建议他再读博士，多学些知识回国会用得着。于是海闻又向几所大学发出读博申请，便回国等待消息。 海闻回到老家杭州，和他相爱多年的女友举行了婚礼，又在杭州大学任教近一年后，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1984年9月，回到美国的海闻，边攻读博士学位，边潜心观察和研究美国经济。

他还利用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任讲师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1993年他和同好创建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并担任理事，后又担任会长。 用“真心英雄”来指称海闻是不过分的。1993年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副教授职位的海闻毅然回到了祖国，并受聘于他的母校。从1995年到现今，8年潜心钻研，海闻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1993年，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智慧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著述中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分析和构想引起海内外经济学者和企业家的兴趣，也获得到了国家经贸决策部门的关注。其后，他和经济学家林双林合写的《管理中的经济学》，由他主编的《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等学术著作对中国经济运行 的提示和分析受到高层领导的夸奖。 杨子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艺术中的英雄形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贫乏的英雄梦中的一个公共标签。

时间过去了若干年，梦幻一样的英雄之歌已不为新生代所熟知，然而对海闻来说，尽管如今身处显位，但虎林屯垦戍边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就像杨子荣的形象至今使他倍感亲切一样。因为正是这种最原始的英雄主义的冲动，才使他有了铭心刻骨的英雄情结，才有了后来的强国梦。

第三辑海 闻 （2）

在“WTO与强国梦”讨论中脱颖而出 海闻一直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自己。2000年他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中国入世问题与网友真诚交流，是近年来少有的在媒介抛头露面。也正是这次公众对话，使海闻的知名度突破了学术圈，在公众领域刮起了“海闻旋风”。 海闻是国内公认的WTO问题专家，由于他回国前在美国从事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并没有直接接触中国加入世贸的事情，但是他在外围的沟通和说服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影响了很多人。 1995年他参加国内一个世贸研讨会的时候，还是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邀请了他。当时的海闻在国内远没有现在的知名度，整个会议他都坐在旁听席静听。在会上，外国学者一直向中国游说开放的种种好处，然而中方学者不停地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海闻觉得很遗憾，因为大家始终没有真正沟通。 后来海闻出席了一个国际性的谈判会议，在会上他问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是怎么回事？对方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国可以影响国际价格，所以不能适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海闻想，这种沟通上的障碍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后来他在很多的国际研讨会上，都向外方解释中国的意图。他说，要别人听得懂，重要的不仅是会英语，还要知道别人的立场和逻辑，要知道别人的顾虑是什么。 1997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访华时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直接问他们最担心中国什么。美国客人告诉海闻，美国担心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不是会继续朝市场经济进行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中国加入世贸后，因为特殊的身份在国际市场进行不平等的竞争等等。海闻告诉美国的客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因为中国有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而且中国也是把加入世贸组织当成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来看的，中国只会继续改革。同时，他也告诉美国的客人，如果中国开放得太快，会有众多的复杂问题难以解决，对中国的改革只会适得其反，从而造成经济社会的各种震荡。 1999年朱基访美，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仍没有签订。当时海闻教授正在美国几所大学参加中国加入WTO的研讨会，恰巧跟踪了整个过程。海闻看到，朱基在访美期间跟很多美国人做了很好的沟通，没达成协议完全是美国的原因。

他看到，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共和党完全撇开经济上的考虑，搞出什么献金案、间谍案，一定要把克林顿跟中国联系在一块，把他描绘成出卖美国利益的总统；而民主党则是考虑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反华情绪非常大。 有一天，海闻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一起共进早餐，海闻问鲁宾：朱总理访美时，为什么你不同意和中国签协议？鲁宾说，他其实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为这对中美确实都有好处，但他觉得当时的情况下签协议政治色彩太浓，所以只能推到后来，但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轰炸使馆的事情。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引发了国内积蓄已久的反美情绪，那时海闻教授在全国一片伐美声中，搞讲座，写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舆论给国内的人们澄清思想。直到1999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双边协议正式签订后，海闻仍在做这种耐心的说服工作。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找上海闻的。 海闻在这个主题为“WTO与强国梦”的讨论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抒发了深怀已久的强国梦，分析中国入世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带来的各种机遇，指出入世是中国追求强国梦的必由之路，从而慢慢排除了沉积在网民心中的种种忧虑。

这次讨论在网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余音袅袅。据称还有一位高层经济官员把这次讨论稿下载，分发给相关部门，作为有价值的资料来研读。 鼎力支持中国汽车工业而非汽车零部件业的发展 “专跟林毅夫唱反调”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林毅夫，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朱基任总理期间的经济智囊，也是海闻教授的顶头上司。1979年5月，26岁的台湾军官林毅夫从金门涉海来到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获得北大经济系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后他回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就斐然，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1993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大任教，与海闻、易纲、张维迎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闻和林毅夫同生于1952年，是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在学术上各有所专，工作上配合默契，这一切北大人都是看得见的。何来海闻专跟林毅夫“唱反调”之说？ 这是一个网友的“发明”，源自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中有关中国汽车工业问题的一次讨论。

两年前，海闻作客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时事大讲堂》节目，一个名叫“生是林教授的人死是林教授的鬼”的网友向海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林毅夫教授是您的上司，但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而是应该像台湾那样生产汽车零部件，可为什么您，海教授，为什么您专跟他唱反调，认为中国离开汽车工业似乎活不 了了？” 林毅夫对中国民族产业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水平，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而产业成本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产业在该国相应时期内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决定了我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层次较低的部分。只有处于这些产业段里的生产活动，才具备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生能力”。他感到那种认为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只有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才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观点，是有悖于我国国情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在新发展阶段里的表现。因而他提出中国大陆可以不必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

海闻在一个场合也谈到中国的汽车生产问题时，对中国汽车生产抱有很大的期待。他认为，尽管在中国生产汽车的成本很高，但汽车之于未来中国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汽车以及汽车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在未来制造业里，对中国未来的10年、20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的必要性来看，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迈进。根据有关预测，2005年，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么中国需要的汽车应该达到每年200万辆；到2010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汽车年均需要量是 500万辆。对于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如果中国不靠自己生产，靠进口是很难达到的。 海闻在回答凤凰卫视中文台网友的提问时申明，他其实与林毅夫的观点是一致的。林教授认为中国不一定要走韩国模式或日本模式，主张中国要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不要追求所谓的名牌。这其实也是海闻的一贯观点。但是海闻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需要健康地发展。 人们发现，海闻和林毅夫两个教授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有些差别。林教授对中国汽车工业的热情远没有海闻那么执著，用网友的话说，林教授是要不要无所谓，而海闻是非要不可。

但是海闻的这个“非要不可”是基于对现实的认定。他认为需要对“中国汽车工业”进行重新定义，即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的汽车，都应该看成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包括与福特、丰田、大众的合资公司，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海闻和林毅夫两教授的观点并不存在矛盾。 海闻和林毅夫都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汽车工业的。他们都认为，通过比较优势，可以知彼知己，但中国不能因比较优势而因循守旧，束缚住自己。 关于比较优势，在中国入世时，海闻在一次讨论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如果按照现在比较优势来分工，那么中国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局限于这种比较优势，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做鞋子做玩具，那么我们的高科技哪里去了，国家怎么能强大？这里涉及一个“开放”与“保护”的问题。搞保护很多年的一个基础想法就是说，通过保护我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汽车工业，自己的飞机工业，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事实上保护并不能把我们的强项真正发展上去。 他想起经济领域里“幼稚产业”的说法，企业就像小孩一样，他小的时候不能跟大人去打架，需要保护，等长大了，就可以不要这个保护，自己去打。

但是现实当中，这个企业和小孩不一样，小孩你不用担心，他一定能长大，除非生理上有什么问题，否则哪怕营养不太好，也能长大。但是企业就不一定，因为保护，它可能永远长不大，它似乎没有必要长大，没有必要来提高效率。 海闻在现实中也找到了许多实证，比方说，美国曾经也保护过企业，但保护了以后发现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增加，成本并没有降低。中国的汽车行业也保护了许多年，但现在长大了多少？似乎仍然是不堪一击。所以海闻认为，“保护”不能发展高科技。 基于海闻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定义，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必须要开放外商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只有让全世界优秀的公司在中国投资、竞争，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力，从而使中国今后出口汽车成为现实。 2003年2月，媒体传出国家计划实施汽车生产的准入管理的消息，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应。海闻开宗明义提出，政府不应对汽车设立行政审批准入门槛。 海闻早就被学界称为“对汽车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他不但对汽车，而且对汽车政策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汽车业不像水电和交通业那样具有自然垄断性，也不像金融和通讯行业那样具有敏感性，汽车与其他制造业没有太大区别。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汽车。一般来说，只有市场管不了的那些容易形成自然垄断或对经济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如银行、交通、水电等才需要政府专门控制管理。当然，现在汽车行业还大量存在着国有企业，政府现在的管理主要是为了保护现有的企业，使他们不亏损。但从市场经济角度讲，这样做不好，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道而驰。 另外，他认为政府直接管理汽车将致使政府承担所有风险，比如金融、股市由国家管，老百姓没压力了，政府却有压力。如果政府转换角色，那么老百姓该把关了。在他看来由国家管理汽车，可能会带来好处，但管的坏处会超过好处。 因此，他建议政府对于汽车应实行间接管理，如管安全、环保、质量等，设立技术标准或法规门槛，就行了。汽车不特殊，没有必要行政审批。政府应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不应从保护现有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进行管理。 作为经济学家，海闻始终认为，政府要保护企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反对垄断，出台公平、透明的政策。

政府要保护消费者，就应使老百姓大量就业，提高收入，增加国家税收，这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跟外国学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学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自由化经济，鼓励人们发挥奇思妙想，成败由自己负责，政府主要收税。过多管理的结果可能会扼杀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和人才，甚至扼杀一个国家创新的活力。

第三辑海 闻 （3）

批判社会经济以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便利为导向 2002年，张维迎在《中国企业报》撰文狠狠抨击政府垄断的弊端。这是自2001年海闻、王岐山等知名人士发起反垄断呼吁后，中国知名人士又一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政府垄断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种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部门垄断，一些政府产业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控制价格，因而不合理地收费。另一种是各地方政府行政性分割市场，推行地方保护和地方性垄断，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行政性地把统一的市场切割开，破坏应有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政府垄断比较突出的是电信、电力、民航、保险、金融、医药、石油等行业。 2001年的3月，海闻和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对行业垄断提出严厉批评。海闻在批评电力和供水部门的垄断时，还具体提出反对用卡买电，引起技术部门和老百姓的震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各大城市用卡买电得到了广泛推广，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供电部门甚至把这项措施称作“行业技术进步的样本”。但海闻认为，用卡买电是一个技术进步用到错误的地方的典型事例。

海闻在美国呆过10年，美国公寓里也装有电表，每个电表上都有一个闸。如果没有问题，这个闸就开着，电源源不断地来。如果断电，只要打个电话给电力公司，电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如果你往电卡里输1000度电，你也得经常去看电表，不看的话你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度电。海闻举例说，比如我在家工作，电脑正打了一半，突然没电了怎么办？晚上去哪儿买电？而且他认为，强迫用户买设备，把更新设备的钱都摊在用户头上也是没道理的，让用户整天去看电表，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这样做的。 他说，社会就要分工，不能让当教授的、做记者的、做生意的整天要去担心自己的电，我愿意出钱专门雇人一个月来查一次电，这个费用很低。发个账单的成本不是很高，同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目前对这种就业机会是不应该卡